1958年，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王者归来，重新执政。

在此之前他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中很久很久，过着隐居写回忆录的生活。

上台后的戴高乐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Make France Great Again

戴高乐与肯尼迪，1962年。戴高乐人高马大，与肯尼迪走在一起气场完全不输

要挑戴高乐这个人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当属他的民族主义特性；次突出的特征，是他比较反美。

戴高乐与美国的梁子很深，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

大家都知道，二战初期法国采取了“躺平战术”，仅仅支撑了45天即向德国投降；不仅如此，法国政军两界绝大多数人都立即顺从了贝当伪政府，没有在国内掀起一点反抗德军的星星之火。

这种表现让世界人民大跌眼镜。

因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断言：

“法兰西永远不会再成为一流国家”。

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交谈。二战期间的历次重大会议，罗斯福都不屑于邀请戴高乐

二战爆发时，戴高乐在法国国内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一个上校；巴黎沦陷前夕他才被晋升为准将，任国防次长兼陆军次长。

1940年6月18日，流亡英国的戴高乐在伦敦发起了自由法国运动，担负起“反德救国”的重任。

之后几年里，自由法国反复向美国申请，希望华盛顿将其视为“主权交战国”，还希望罗斯福能与戴高乐进行“平等对话”。

这一提议被华盛顿视为笑话——我们美国总统是什么人都能“平等对话”的吗？

一时间，戴高乐成了美国媒体中唐吉坷德式的人物，活脱脱的笑料。

除民间的不屑外，美国官方在构思战后联合国“四警察”机构的时候也完全无视了法国。

因此法国被定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在中国之后的事情，还多亏了英国这个几百年来相爱相杀的兄弟关键时刻拉一把。

毕竟强大的苏联在眼前，英国人在欧洲感到独木难支，得给法国加点担子。

1945年8月24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于陪都重庆签署《联合国宪章》批准书

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于戴高乐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1944年盟军收复巴黎后，戴高乐邀请罗斯福访法，遭到婉拒；之后开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戴高乐也没被邀请参加。

戴高乐送了罗斯福一个潜艇模型，罗斯福直接拿给孙子玩。

夫人提醒罗斯福说：

“不能让孩子随意玩耍外国元首赠送的礼物。”

罗斯福却回答说：

“戴高乐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的首脑，他只是法国一个什么委员会的领导而已。”

别说，罗斯福的预测还真挺准。

战后不久的1946年1月，戴高乐被法国左翼政党赶下台，被迫辞去了临时政府总理的职务——从代表法国接收巴黎到被迫辞职满打满算一年多点的时间。

此后戴高乐隐居山林达十二年之久，直到1958年重出江湖，一鸣惊人。

五十年代的法国政坛极不稳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大败，不久丢掉了整个中南半岛上的殖民地。

1956年，法国和英国鼓起勇气入侵苏伊士运河，结果被美苏齐声喝退，丢尽了颜面。

1958年，阿尔及尔发生暴动，法国在非洲最重要的一块殖民地岌岌可危。

……

连年战争，国库空虚，总理换了一个又一个。

法国政坛和民间均希望推出一位强势领导人，带领国家重振雄风。

在这种形势下，隐居多年的戴高乐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呼吁他出山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戴高乐在巴黎凯旋门前，1944年8月

1958年5月15日，戴高乐发表声明：

“当国家再次面对巨大的困难时，为了挽救法兰西，他已做好了接管权力的准备。”

6月，戴高乐正式复出，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理。

三个月后，法国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

戴高乐以绝对多数的优势当选为首任第五共和国总统，开启了长达十年的执政生涯。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只存在了12年，前后换了20多届内阁。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即今天的法国，马克龙是第八任总统。

作为第五共和国首任大当家，在戴高乐掌权的十年里法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邀请赫鲁晓夫访法（1960年）

试爆原子弹（1960年）

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1963年）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64年）

退出北约军事组织（1966年）

支持加拿大魁北克独立（1967年）

……

法国在戴总统的率领下走上了一条特立独行、与美国掀桌子的道路——正如同一时期的中国与苏联。

法国人对于戴高乐有很深的感情，像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巴黎的机场等，均以戴高乐命名

1963年10月，戴高乐授权法国前总理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前来中国，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从1958年底执政到1963年遣使来华，戴高乐前后拖了四年多的时间；其中的主要障碍有两个：阿尔及利亚和台湾。

上文提到过，戴高乐上台时正是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戴高乐当然不愿意将殖民地拱手相让，也好好挣扎了一番。

而六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意识形态高涨的时期，对于非洲兄弟反抗殖民统治，道义上当然得大力支持，这样以来同法国的关系改善便无从谈起。

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结束，才为中法建交清除了关键障碍（《中国的欧洲朋友》）。

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就同法国总理孟戴斯谈过两国建交的问题。孟戴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我深感法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新中国是不现实的。我有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惜我的政府很快就倒台了。”

中法建交的第二个障碍是台湾。

美台关系的特殊性大家都清楚，法国和台湾之间难道还有什么过硬的交情吗？

还真有，尤其是对于戴高乐。

前面提到过，二战期间罗斯福等人不把戴高乐当咖，让戴高乐非常气愤，可是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把戴高乐摆的很高。

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老蒋立刻以四大国首脑的身份致电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

“四年来，我们始终带着深切的同情和敬仰，关心法国人民在您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场斗争。

您真正的首都从纳粹占领中解救出来，预示您的祖国即将全面解放，也是您可贵的努力应得的酬劳”。

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戴高乐的临时政府，并迅速派遣了全权大使——这对于当时急需国际社会认可的戴高乐来说宛如雪中送炭。

不仅如此，二战结束后美英等国一开始是不同意法国收复印度支那殖民地的，

结果蒋介石主动表示“中国无意占领印度支那，不反对法国重返”，又送一个大人情。

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会见来访的富尔夫妇，1963年

大家都是通情理的人。

考虑到戴高乐和蒋介石的这种历史渊源，中国在“法台断交”问题上采用了相对灵活的态度：

1、法国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中国建交；

2、根据“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的”结束同台湾外交关系。

在达成这一协议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联合公报。

这份公报极其简短，仅有两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公报一经发布，立刻成为轰动世界的大新闻。

1964年5月28日，法国驻中国首任大使吕西恩·佩耶（左二）抵达北京。

戴高乐总统（中）接受国书后与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及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合影， 1964年6月2日

中法建交公报里有两条关键信息：

1、建交

2、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建交在公报公布之日即已生效，这个简单；不过对于互派大使的问题，各方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直到建交五个多月后，中法两国的大使才各就各位。

中国选派的首任驻法大使是黄镇。

作为著名的“将军外交家”，黄镇在战争年代曾任129师政治部副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黄镇和耿飚等人一样走上了外交舞台，在赴法之前他已经是外交部副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黄镇也是后来中国首位驻美联络处主任；基辛格访华后建立的中美“巴黎秘密通道”，中方负责人就是黄镇大使。

最终，中法双方大使就位的时间是1964年6月前后。

之所以互派大使的时间被耽误了几个月，主要原因是美国的阻挠。

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中)，商谈两国建交问题。

话说1963年富尔携戴高乐亲笔信“以私人身份”访华时，为掩人耳目，一路上访问了柬埔寨、印度等多国。

但狡猾的美国人还是看出其中玄机——真正目的地就是中国。

几年后基辛格搞对华秘密外交时吸取富尔的前人之鉴，干脆用“诈病”的方式彻底脱离大家视线，玩了一出人间消失的大戏。

发现中法在接近后，美国开始出手阻挠。

华盛顿一方面不断给法国施加压力，称“法国的这一决定与美国的利益有直接冲突”；另一方面也力挺蒋介石坚守巴黎，不要主动宣布与法国断交，要厚着脸皮拖下去。

和六十年代恶化的中苏关系一样，戴高乐时代美国和法国的矛盾也同样十分尖锐，法国方面强势推动对华建交，没有理睬美国的抗议。

在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亲自举行的中法建交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非常有预见性的话：

“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效仿法国。”

中法建交公报正式官宣后，台湾的表现非常有趣——只是提出抗议，但未提与法国断交的事情。

这明显是美国出的馊主意。

台湾赖着不走可以使中法难堪，从而破坏两国互派大使的进程。

其实按照蒋介石一贯的作风，一旦大陆与某一国建交，台湾方面是要立即宣布与国断交的，毕竟“王业不偏安”。

迁台后的老蒋一直用诸葛亮北伐中原来激励自己，自诩为正宗，时常引用《后出师表》中的这句话。

需要说明的是，蒋介石这种态度是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即在国际舞台上台湾和大陆是“中国代表权”之争，而不是两个国家的问题。

但这一次中法建交过程中，老蒋迷失了自我，没有恪守原则。

台湾时期的蒋介石

为了贯彻美国的捣乱政策，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沈昌焕电告驻法“大使馆”，要求其“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守好馆产”。

前面提到过，蒋介石二战期间曾有恩于戴高乐，所以戴高乐不希望过渡刺激蒋介石，尽量好聚好散。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台湾方面丝毫没有走人的意思，法国政府不得不撕破脸皮，正式下了驱逐令。

当时台湾驻法国的“大使馆”地处在繁华的巴黎乔治五世大道上，非常气派，蒋介石不舍得将它交给新中国。

于是在外交人员撤离后，台湾方面还留了几个人守着使馆，想“择机处理掉”，不过最后还是被强制接收了。

因为台湾方面的一系列捣乱，中法双方互派大使的时间延迟了好几个月，没能完成建交公报中说的“三个月内互派大使”。

好事多磨。

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访华

1975年5月12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法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西方大国

中法建交是六十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尤其是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的情况下。

根据官方的定义，新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次“建交高潮”：

第一次建交高潮是建国后到五十年代初期；

第二次建交高潮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

第三次建交高潮是七十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尼克松访华之后。

其中第二次建交高潮最亮丽的一笔，就是同法国的建交。

从1955年（23国建交）到1969年（50国建交）期间，法国是唯一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其他全都来自亚非拉。

1963年12月13日～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先后出访了亚非十三个国家，其中十个是非洲国家

之所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有着深刻的冷战历史背景。

如果用一个大的视角来俯瞰当时的东西方阵营，中法同属其中的“异类”。

法国在“戴高乐主义”的引领下走起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西方阵营里频频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中国则处处与苏联对着干，坚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

因为在各自阵营里的特殊角色，中法两国迅速走到了一起，完成了外交领域的突破。

作为西方有影响力的大国，法国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西德、日本等国家，他们纷纷向中国抛出橄榄枝，美国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打消这些国家缓和对华关系的念头。

所以等后来美国突然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时候，这些国家多少有些愤愤不平。

日本、西德等国都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中美建交还没影的情况下，抢先一步完成对华建交工作。

马克龙在埃及沿岸的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上讲话，2022年12月

2020年11月9日是戴高乐将军逝世50周年。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戴高乐在他的家乡科隆贝双教堂小镇家中溘然长逝，终年80岁。

由于疫情严重，法国官方当天举行规模不大但规格很高的纪念活动，总统马克龙亲自出席。

马克龙出席戴高乐的纪念活动大家并不意外，自入主爱丽舍宫以来，马克龙就高调宣布自己是戴高乐主义的继承者。

不过相比直接把美国和北约从法国领土上赶出去的戴高乐相比，马克龙还是差了很多火候。

马克龙最多只敢喷几句“北约脑死亡”这种狠话，乌克兰危机之后更是完全被绑到战车上，而当年巴黎可是北约的总部，直接被戴高乐给一锅端了。

“钉耙”形状的北约新总部大楼。六十年代戴高乐把北约总部从巴黎赶走后，北约迁址到比利时布鲁塞尔。

最后，聊一下美法矛盾和中苏矛盾的不同。

尽管戴高乐时代美法屡次激烈争执，但却并未像中苏一样分道扬镳。

原因也简单，美法是单纯的国家利益矛盾，由利益产生的矛盾，可以用“让利”来解决。

既然法国不满在北约中的政治地位，美国人分几个XX司令的职位、让出一部分指挥权便是，可以谈嘛。

因此即使是在戴高乐主义的巅峰时期，美国三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也从来没考虑过把法国彻底“逐出家门”。

不仅如此，美国还力主在北约会议上为法国代表留一把“空椅子”，随时欢迎法国回来。

戴高乐纪念碑

中苏之间的矛盾则大大不同，除了国家利益有冲突外，还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

想比于可以精确计算的利益，意识形态是一笔模糊账——谁是社会主义正宗？谁又是修正主义？

清官难断家务事。

正因如此，中苏最终走上了兵戎相见的道路，而法美关系却始终斗而不破。

这不，在戴高乐时代退出北约四十多年后，萨科齐总统又把法国重新带回了北约：“France is Back！”

捎带手还和美国谈了一个重新入伙的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