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天，罗荣桓因为身体不好，在北戴河疗养。

这天，彭德怀过去看他，两个人都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又是湖南老乡，关系很密切，不过，这次两人见面，罗荣桓却当面批评起了彭德怀。

罗荣桓说，自己看过前不久召开的会议简报了，如果真的像苏联顾问讲的那样，我们的军队也实行单首长负责制，也就是军事首长负责制，那我们“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就要丢了。

罗荣桓说得很严肃，对彭德怀说，这种想法要不得，也不能学！

那么，罗荣桓说的会议简报是什么情况呢，那次会议到底讨论了什么？

原来，在那段时间，苏联顾问经常向彭德怀建议说，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军队里已经没有政委这个职务了，苏联军队里以前有，现在也取消了，一个师就应该由师长作决策，一个军就应该由军长负责，这样更利于领导和管理，指挥作战会更加高效。

当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在各条战线上都在指导着我们，因此，这些苏联顾问的意见非常重要，经常能左右我们的一些决策。

彭德怀起初还有点抵触，但在苏联顾问的不断建议下，也开始动摇了，就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军队要按苏联顾问的意见，逐步试行一元领导体制，渐进式完成单首长负责制。

直到罗荣桓这次严肃地提出了批评，彭德怀才醒悟过来，觉得不能被苏联顾问的意见所左右，不要丢掉了我军的光荣传统。

确实，我军最重要的建军原则就是“党指挥枪”，军队是由各级党委领导的，这样才能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党的手中。如果真的按照苏联顾问讲的那样，我军实行军事首长一元化领导，貌似指挥决策更高效了，但这样的弊端也有很多，从长远来看有着很大的隐患。

首先，党委领导作战可以集大家的智慧，实行集体决策，政委下最后的决定，这样就可以避免军事主官的盲目决策，这是我军在革命年代战无不胜的法宝。

另外，政委制度之所以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建国后，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切实有效的，我军官兵正是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下，才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也正是因为这个制度，我军官兵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很少有掉队的，也很少有逃离部队的，这是任何其他部队都很难做到的，正如张学良晚年时说，如果让他带长征的红军，很多人都跑了，只有毛主席才有这个能力把红军带出来。

所以，政委制度就是我军与其他部队的本质区别，这个光荣传统绝不能丢！

罗荣桓是我军在政治工作上的杰出代表，他对这个制度的了解也最深，因此，当他看到那份会议简报后，非常着急，当面批评彭德怀不能盲目轻信苏联顾问的意见。

罗荣桓还对彭德怀说，盲目轻信苏联顾问的意见，我们在红军时期就有过深刻教训了，一开始我们盲目轻信李德，结果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差点葬送了红军，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实行军政主官双重领导，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领导军队建设最有效的经验，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如果真的丢了，那么我军的建设就会走向歧途了！

其实，彭德怀又不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当年李德“瞎指挥”时，彭德怀还跟他当面拍了桌子，怒斥他“崽卖爷田不心疼”。

因此，听了罗荣桓的话后，彭德怀也醒悟了过来，回到北京后，立即让人修改自己的会议讲话，收回会议简报，并在全军干部会议上，专门强调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时，不能盲目照抄照搬，要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

这就是罗荣桓的可贵之处，在大关节处看得非常清楚，为了确保我军的健康发展，敢于当面批评彭老总，这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是无人能比的。

正如毛主席评价的那样：“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

（参考资料：《罗荣桓传》《罗荣桓元帅》《毛主席与十大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