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为《新东方英语》杂志写一篇卷首语，原则上应该不难，因为一个月只要一篇，怎么也不算繁重的任务。但每次编辑部向我索稿时，我都惊慌失措，因为我无比繁忙（主要是因为自己无事生非），从来都没能把稿件预先准备好。别看一篇小小的卷首语，如果不能静下心来思考几个小时，是写不出来的。而且，即使静下心来，也还得有灵感才能写出来。像我这样每天被世俗事务所纠缠的人，灵感日趋枯竭，有的时候坐上两个小时，脑袋里依然是一片空白。
　　所以，每次写卷首语之前，我都会在书桌边暗暗“仇恨”编辑部的人，恨他们总是在最后几天这样“逼”我交稿，让我本来可以轻松的几天变得心情沉重、食不甘味。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次次被“逼”之下，一篇篇卷首语被“逼”了出来，几年后居然结集出版了几本书。尽管出书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意味，也没指望多少人读，还常常免费送给学生，但每次见到装帧漂亮的书摆在自己眼前，我还是免不了产生一点成就感。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再丑的孩子父母都会爱，面对自己的作品，心里也总会感到欣喜。
　　我想起自己读书的年代。由于天资并不聪颖，我每次背课文都是被老师“逼”着背出来，每次数学题做不出来都被老师留下来“逼”着做完。凡是那些“逼”过我的老师，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由小时候对他们的恨，转变为如今对他们的感激。而那些没有“逼”过我的老师，尤其是那些对我很纵容的老师，我现在一概记忆模糊，而且觉得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敬。在大学里，老师一般不会“逼”学生学习，因为学生已经成年，理应学会自己约束自己。但人都是有惰性的，在青春飞扬、爱情萌动的大学时代，有多少人会“逼”着自己真正沉下心来学习呢？
　　对于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来说，学习仅仅意味着为了成绩及格而在考试前被“逼”用功两个星期，考试一结束，教科书一扔，就万事大吉了。就我而言，对大学时代的很多老师，我已经印象有些模糊了，因为这些老师基本属于“宽大型”老师，不管学生听不听，到期末出张考卷，给个分数就完了。这样的老师通常仁慈，常常每个人都能及格。不过，有两个老师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并心存感激。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李赋宁老师，一位是我们的英诗教授王世仁老师。李赋宁老师教我们《新概念英语》第四册，要求我们学一课背一课，常把我们“逼”得狼狈不堪，但却成就了我们扎实的英语功底。王世仁老师要求我们把他教过的英诗全都背出来，被“逼”无奈的我们只好立在西风中背诵雪莱的《西风颂》，但对于英语语言的美感也在背诵中领悟得越来越深刻。现在想来，如果所有老师都对我们要求这么严格，我们在大学里也许还会更有长进。
　　我最近在读《我在美国做妈妈》（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这是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讲述自己育儿经验的一本书。她对两个女儿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她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最终把两个女儿培养成了杰出的钢琴家和小提琴家，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至于这两个女儿未来是否会更加成功我们不妄加评论，但至少可以说正是蔡美儿用爱的心情“逼”两个女儿走向了成功。我自己小时候也被母亲“逼”过。我家祖辈种地，我母亲从小就念叨着要我长大当个“先生”（老师），所以尽管她自己都不识几个字，却每天要求我做作业、读书。我没有取得上高中的资格，她就满世界去求人；我高考失败，她就鼓励我再考。最终，我被母亲“逼”着连考三年，最后考上了北大。所以，如果没有严厉的母亲，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中国正在日益变得强大，这强大也是被“逼”出来的。想一想清朝前期，清帝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眼中除了中国没有世界。结果，鸦片战争惨败，国人这才发现自己成了挨打的对象。人家把圆明园烧了，东西抢了，被抢走的东西到今天都没有还回来。一百多年，在羞辱和悲愤中，国人开始发奋图强。到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点曙光，赢得了一点民族的尊严和别国的尊敬。也许，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国家和强盗，是他们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如果我们觉得在被“逼”着做某些事情时，不必为此感到无奈或懊恼，因为这些事情从长远来看也许不是坏事，比如被老师“逼”着背课文，被同学“逼”着参加活动，被老板“逼”着不断工作，被竞争“逼”着天天学习……也许，适当的逼迫能够把我们的惰性“逼”走，把我们的平庸“逼”走，把我们的勇气“逼”出来，把我们的前途“逼”出来，也把我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