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籽沟是新疆木垒县英格堡乡的一个自然村,以前村里人种油菜籽，每年油菜花开时，整个山沟一片金黄，村里的老油坊日夜不停地榨着菜籽油。村庄因此得名菜籽沟。

现在村里人不种菜籽了,油菜籽卖不上价钱。可是,不管村民种什么，地里都会密密麻麻长一层油菜籽。我想, 这就是土地的厚道，只要你播一次种子，她就会生生不息长下去。

我们也想在这个村庄播一次种子。

2014年，作家刘亮程从乌鲁木齐搬到菜籽沟，并以一己之力将其打造为新疆首个艺术家村落。在文学和艺术的力量下，原本要拆掉卖木头的老房子获得新生，破败多年的老学校成为村落的文化中心——木垒书院。他自称为“ 菜籽沟艺术家村落村长”，建院子、当木匠、当设计师、当饲养员……他切身践行且耕且读的生活方式，在理想与现实间诗意栖居。

为了将世界的目光集中到这个小小的中心，刘亮程发起了“ 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旨在奖励对中国乡村文学、乡村音乐、乡村绘画、乡村建筑设计做出杰出贡献人士。2024年9月29日，第四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颁奖仪式顺利举办。 本届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主奖乡村文学领域，作家韩少功获得大奖。音乐人谷仓乐队、建筑师何崴、画家张路江获得本届提名奖。

2024年，正值“寻根文学”提出到实践40周年。颁奖典礼后， 阎晶明、汪政、韩少功、刘亮程、黄灯等作家和评论家围坐在长桌旁，开启了一场以乡土文学为主题的研讨，带领我们走进文学的乡土，乡土的文学。

*以下内容为此次研讨的文字整理稿，标题为整理者加，内容已经发言嘉宾审定。

研讨现场

一座村庄的梦需要被文学看见并照亮

刘亮程

（作家，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首先祝贺少功老师荣获第四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文学类大奖，今年也正值寻根文学提出到实践40周年，这个奖奖给少功老师，也是致敬寻根文学40年。另外希望借此来 召唤更多的作家、艺术家到乡村去寻根，创造自己的文学和艺术。

少功老师是25年前回到乡村，把自己归还给他的那块土地。我步其后尘，十年前离开城市到木垒菜籽沟，我是在菜籽沟忙忙碌碌了十年。我干掉的活比我写掉的字多，建院子，当木匠，当设计师，还要当农民种菜，当饲养员喂鸡鸭鹅狗猫。幸亏有我的夫人和家人帮忙，我在这十年中干掉了一辈子的活。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忙碌中，我觉得我又重新看见了时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时间，我曾经在写《一个人的村庄》时看见过。我看见过一棵树长老的时间，看见一个人活到头的时间，看见一栋房子从建起到破损，然后又回归到土地中的时间。但是当我在菜籽沟忙忙碌碌的那些间隙中，我又重新看见了 属于我的和这块土地上完整的时间。昨天我带着我的小外孙女散步的时候，她突然惊叫，她说落叶，落叶。原来她看到了这个秋天的落叶。 她在书院已经住了四年，她总共只看到过四次落叶，这个秋天的落叶又被她看见了，我已经看见了60多个秋天的落叶。每当秋天到来的时候，我总是突然觉得它到来了，就像前天下午，西风带着寒意翻过我们家西边的那座山梁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秋天正铺天盖地地来到了我居住的村庄，也来到北方大地上。那种来自人间和自然的寒意瞬间就凉透到心中。秋天这么巨大的季节，其实很少有人去感知到这样的。

《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2022年1月

还有我陪着我母亲在书院种地。我母亲一直活在农历中，她到现在都不用公历，她说的都是旧历。旧历时间中有农耕生活生产的内容。我母亲说过一个谚语：喝白露水，蚊子闭了嘴。她说白露一过，万物就封闭了生长。白露是个节点，整个北方未开的花不必再开，已经开的花，过了白露结了籽也长不饱满了。你想自然界这样的时间点，被我们古人发现，保留下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间中的盲者，我们看不见时间，就像农民说的，前面的路是黑的，怎么能不黑呢？因为时间是黑的，我们未到达的每一秒，每一天都是黑的。夜晚是亮的，因为有梦点亮那段时间。当我们听着我母亲说着农历中一个又一个节气，干院子里的农活时，我觉得我摸见了时间。 我们的古人在农历岁月中安置了二十四个时间的路标，我们闭着眼睛，能摸到那些时间的桩子，能走过夏天，走到秋天冬天。

另外我在这村庄重新变成了闲人。今天下午在沙丘上看落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在《一个人的村庄》中曾经写到的那个闲人，他每天只关心两件事，一大早太阳未出之时，独自站在村东头迎接日出。因为日出这件事，村长不管，村会计也不管，乡上县上都不管，整个国家都不会管太阳出来这件事。 但是总得有人去关心，闲人就用自己的方式为整个人类迎接日出。每天下午太阳落向地平线的时候，闲人独自站在村西头，目送落日一点一点沉下去，闲人认为此时此刻这个世界将要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一件事就是太阳要落山了，天要黑了。这么大的事谁管？没人管。

菜籽沟落日

所以我在这个村庄，在黄昏，站在书院后面的山坡上，独自目送落日的时候，我就想， 如果让我和我的文学去关心什么，那么我想关心这个村庄的日出和日落，我想关心这个村庄的树叶什么时候落下来，把一个完整的秋天降临到大地上。我想关心草丛下一阵一阵的虫鸣声，我想关心那些虫子到秋天了，它们扯着苍老嗓子的叫声，一直叫到白露这一天，所有的虫鸣都哑得无声了，世界剩下了人的声音。那么我还想关心村庄的人的梦，这个村庄的白天，我已经看了六十年，不会再有新鲜。但是我知道这一村庄人的梦，跟大地上所有人的梦一样，可能也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点， 一座村庄的梦是不被看见的，它需要被文学看见并照亮。

自然文学写作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就是乡土文学的写作

汪政

（评论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汪政：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乡土，刘亮程老师有他的一种经验，他的一种方法。他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刚才好多老师们谈到的是政治、经济，但是，乡土更重要的是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是自然。整个农业文明，我们的乡土都是建立在自然规律之上。我们先有自然的这种规律，然后把自然的规律结构化，也是刚才刘亮程老师所说的，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个路标，二十四个路标之上，我们有了天地，有了季节，有了农事，有了人文……然后才有了在此基础之上所建立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所以乡土如果说有所不变的话，那就是自然。

至于刘亮程老师的写作，我们有很多人说他是自然文学写作，其实自然文学写作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乡土文学的写作。因此，有好多人是跟在不断变化的乡土观念后面跑的，又总是赶不上。但是有那么一个聪明人，这个人比较悠闲， 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刘亮程的方法，抓住自然，就抓住了中国乡土的根本。我们也可以选择别的方法，但是这是亮程的方法。 所以刘亮程今天现身说法，说了乡土文学，在文学的词典中就是等于自然文学。

刘亮程作品 独家典藏版

译林出版社，2024年

每一个作家

都会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的乡土

阎晶明

（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乡土文学，或者说中国的乡土文学，这一百年来，它绝不是纯粹意义的所谓乡土，它是 现代性比照下、观照下的，与现代性互相纠缠着的，发生着各种复杂关系的乡土。现代文学初期，比如鲁迅的小说，当然有乡土，但是像《故乡》这样的小说，你能说它是乡土小说，是农村题材？因为小说的叙述者，叙述口吻，叙述人就不是乡土式的。而且小说里的人物也不完全是纯粹农村的。其实，中国现代文学一直都在回应乡土与现代性这种问题。

我认为 今天我们面对的文学的乡土，或者说乡土文学的难度，它的表达的难度、阐释的难度、评价的难度，都还在以更复杂的形态摆在那里。五四时期已经有了对乡土的复杂描写，但是五四时期的作家，以鲁迅为代表，对这种复杂纠缠是有态度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一种态度。

鲁迅作品：他和他的觉醒年代

译林出版社， 2023年10月

进入当代文学，比如说从我们共同经历的新时期文学开始，乡土文学也面临多种多样的形态，但是那些形态里仍然有它的共同性，哪怕是路遥的，那也是 有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向往，然后又怀着对乡土的那种深情，两者之间的这种情感上的纠葛和选择上的思辨，这种表达的痛苦和精气神表达出来，也感染了很多人。然后一直到出现了比如说少功主席刚才讲到的，以他为首的、为代表的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其实它也可以找到具有共同性的表达，仍然是在现代性的视野下在讨论乡土以及传统文化。寻根文学代表作家，除了少功主席，还有阿城、王安忆，他们都是知青写作者。他们在写乡村的时候，当然不是简单的乡土文学。

但是到了我们今天， 文学意义上的乡土变得非常复杂，难以言说。比如，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总之就是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我们对乡村到底应该持什么态度呢？赞许它，批判它，给它唱挽歌呢，或者为它唱赞歌？挽歌肯定不对，赞歌又觉得有点浅薄，或者有点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也不适合。那你怎么表达？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取得了很大成就。前一段时间出国时凡是遇到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最突出的、最集中的肯定，就是城镇化、脱贫这些方面。让那么多人能脱贫，他们觉得是非常了不起。但另一方面，在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也有凌乱、凋敝的这一面，那你怎么去选择？你怎么去表达？其实是很难的。有没有一个总体性的话语，一言以蔽之，把所有的东西都概括了？ 面临这样的问题，作家们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每一个评论家也会作出自己的阐释。

“创造文学的乡土”，既是响亮的口号，在我看来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就是说，乡土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它的复杂性、多面性，现代性和传统性在互相勾连、纠缠中。但是，作家可以“创造”我所认识的乡土，比如说刘亮程，就是用文学创造自己的乡土世界。如果按照他写的沙湾，人们都会觉得是美得不得了的旅游胜地。可是我们去沙湾去看，其实跟荒漠中的其他地方也都一样。这就是作家的眼睛，这就是作家存在的独特性。 他可以把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写成美好的、神圣的东西。又不是那种虚幻的东西。包括今天的菜籽沟，也被他创造成了一种文学的乡土。 菜籽沟的艺术色彩，是刘亮程创造的。人们因为他聚集到这里。这也其实是今天中国乡村和现代性互相纠缠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再让少功主席再谈今天的“根”是个什么根，我觉得更加复杂，但是我相信， 每一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做法，都会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的乡土。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我可以开玩笑地说，刘亮程似乎就是一个自带文化的人，不看书也很有文化的那种。他的文化是已经形成的自己的世界或体系，那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以此为契机，这是一次文学的聚会，同时也是认识中国乡土文学的机会。

刘亮程作品

汪政：我们把文学类的大奖给了韩少功先生。韩少功先生创作丰富，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他在八十年代，以一篇《文学的“根”》，引领了寻根思潮，一直到现在还依然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也是今天我们以“寻根，创造文学的乡土”为主题的原因。这个主题非常好，它丰富了“寻根”在文化史、学术史上的意义，又从主动的意义上突出了寻根在文学创造与文学实践上的作用。讲乡土，一般是客观的存在，文学是现实的反映，那么现在说是“创造”，可见思想的力量和文学的力量。

“寻根”意味着传承，

最重要的就是有人接过下一棒

黄灯

（学者，非虚构作家）

很开心见到各位师友，这是我第一次来新疆，踏入菜籽沟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一个强大而丰饶的作家，背后一定有自己的领地。 菜籽沟因为刘亮程老师的存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地标，就如我的故乡湖南汨罗八景村，原本一个很普通的地名，因为韩少功老师的到来，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存在。韩少功和刘亮程的返乡，让我意识到知识分子和乡土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复杂而又彼此纠缠。

我说说韩少功到汨罗后，我所思考和感受到的一些事情。可能韩老师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两次重返汨罗，对当地的文艺生态带来了多大的改变。韩少功1968年下放到汨罗时，才15岁，2000年重返汨罗时，已经人到中年，接近50岁，我算了一下，他前前后后在汨罗待了30多年，他在海南待的时间可能和在汨罗待的时间差不多。

我出生在湖南汨罗，和韩少功是同一个乡镇。韩少功生活的村庄是八景村，我出生的村庄是花桥村，我就是韩少功笔下的原住民。韩少功笔下的世界，很多就是写的我的父老乡亲。我经常想， 如果我的故乡没有这么重要的一个作家，如果韩少功没有重返我们汨罗，那故乡的村庄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作出这样的假设，是因为深刻感知到了韩少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和乡土的融合对周围产生的影响。那种强大的精神辐射力，一直在持续地散发出特别的力量。他不但影响了村庄的老百姓，也带动了汨罗一批写作者，我就深受他的影响和滋养，韩少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大地上的亲人》，黄灯 著

译林出版社，2024年6月

我在昨天和韩老师的聊天中，才知道了他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明显感到他回到八景后，周围的基础设施获得了根本的改变，但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付出了如此多的心血。 一条路的改变、一座庙宇的修建、一所养老院的建成、一所学校的守护，看起来都是一些极为日常的事情，但他需要持续的做行动，去改变。说起来，汨罗作为全中国最为普通的县域村庄，和全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同样参与了中国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同样波及到了我的故乡，在韩少功没有重返汨罗以前，我总认为八景村作为乡村社会，相对城市强大的汲取功能，它是单向度付出的，不但流出人才，也流出资金。但从韩老师回到我的故乡以后，我再也没有这种单向度付出的印象，感觉到故乡获得了极大的情感支撑和慰藉，获得了韩老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返乡行为所包孕的城市向乡村的反哺。有意思的是，韩老师返乡，也不是仅仅停留在他单向度付出的层面，乡村同样在滋养他，他的寻根，如此持久，也如此具体。回到汨罗后，他很多重要的作品纷纷出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山南水北》，当然，还有《日夜书》、《修改过程》等重要小说。 从这个角度看，八景峒因为韩少功的到来，因为这些具体的作品，和菜籽沟一样，恰恰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返乡的精神领地。

《山南水北》，韩少功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

可以说，一方面， 在1980年代，韩少功的“寻根理论”影响了很多人。他1985年发表的《文学的“根”》一文，应该是当代文学研究中引用极多的一篇文献，在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觉得相比“寻根理论”，韩少功2000年后重返乡村，算得上用行动寻根，同样具有非凡意义。这种行为背后包孕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选择，包孕了很多根本性的东西。

在我看来， 城市的光荣，在于它是否能带着乡村一起走，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好，但乡村越来越凋敝，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汨罗人来说，韩老师的返乡，是城市反哺乡村最为直观的呈现，是最为直接和真诚的寻根。 在当下的喧嚣时代，文化的老种子如何保存下来，可能真的还需要像韩少功老师、刘亮程老师这些作家、文化人回来，给与我们更多的一些信念和信心。当然，这也会给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带来压力，因为“寻根”意味着传承，文化和精神上的事， 最重要的就是有人接过下一棒。

韩老师从2000年算起，已经守护了八景村25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现实也不允许他还能像以前那样在偏僻的乡村长居。从今年开始，韩老师将不再长居八景村，我非常理解他的选择，但又会感觉这是一件伤感和悲壮的事情。伤感是因为，韩老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离开汨罗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情感冲击，我们早已习惯了春天一到，韩老师和梁老师携手归来的一幕。悲壮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好接下韩老师交给我们一棒的准备，有些东西真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这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我感受到了压力，但又不知道到底能干什么，也许，只能慢慢摸索吧。

《大地上的亲人》内页

文化之间的趋同性和趋异性，

还将并行不悖和互相交织地进行下去

韩少功

（作家，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发起者之一）

大概是四十年前，我不经意地写了这一篇（ 《文学的“根”》），后来引起了一些反响。现在大家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给予充分肯定，我非常感激。其实，当时文章发表了以后，我几乎遭遇一个至暗时刻，甚至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状态。

一方面，是一批老人对我很失望。冯牧同志，荒煤同志，他们态度很温和，但恨铁不成钢啊，觉得年轻人怎么把路走偏了？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一位职位更高的中央领导，我没见过他，但是他通过我们省文联主席、老作家康濯捎话，说“寻根”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的“根”在延安，“根”在革命传统，你们怎么往封建主义腐败、落后、反动的传统文化那里去寻？这话就说得很重了。

在另一方面，我的一些同行，比较激进的文化革新派，也对我非常不满。我很尊敬的像刘心武老师，当时是《人民文学》主编，也是明星作家，他就写文章批评、嘲讽我这个想法。他当然不是代表他一个，后面还有很大一批新锐。有个批评家说得更狠，说中国传统文化这条“大毒根”，斩断都来不及，还寻什么寻？这一句就能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1988年，有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巴黎访问，在一个大型的座谈会上，一位姓唐的华人向代表团提问：你们怎样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刘心武代表台上的中国作家回答，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特别垃圾的，特别有毒有害的，我们只有彻底地否定、批判、铲除，才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他的决绝态度大意如此，我这里没法准确地描述了。

但这一次，与国内的情况不一样，与会的华人们没有热烈鼓掌，倒是更多惊愕、迷惑、气愤，后来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中国新闻社的驻法某记者为此写了一个内参，我们代表团还没有回国，内参已经传到北京。然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据说是主管这一方面工作的胡启立，马上有了批示，说中国作家伤害了很多海外侨胞的心，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要查：代表团是谁组织的？人选是怎么确定的？等等。搞得一时间空气特别紧张。

那一次，我在法国并没有发言。我是觉得，刘心武与当地华人的争论，其实相互之间有很大的误会。如果换位思考一下，那些海外华人在国外的地位很低，被西方人瞧不起，所以文化传统上成了最后的立身之本，唱个京剧，舞个狮子，讲一讲孔子和老子，那都是亮点，能够在文化多元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赢得其他民族的刮目相看。你把他们的立身之本给刨了，他们能不生气？但刘心武同志代表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刚走出“文革”的那些人，满脑子是对官本位、一言堂、君臣父子那一套深恶痛绝，急切地想找到一条新路。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你说的中国文化同我说的中国文化，完全不是一回事，双方的语境和所指完全不一样，是鸡同鸭讲。我在巴黎没说话。

后来好多刊物要我再写文章，说老韩，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一定要负责到底啊。我说我凭什么负责到底？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中国人当中，特别想挑战传统文化的，特别想抨击传统文化的，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话语背景，不宜简单化、庸俗化、情绪化。就像钱穆老先生说过的，要想深思熟虑、心平气和地比较中西文化，得等双方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时候再说，否则就必然是情绪化的口水仗。80年代关于“文化寻根”的讨论就是非常情绪化的。好多年里，我一个字也不想说，就有这个原因。

《文学的根》，韩少功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

中国正在走向全球化、现代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必然迎头相撞，既有交融，也有交锋，构成了一种长久和复杂的对话关系。事实上， 任何文化都处于某种杂交状态，我们都是“杂种”，而且做得好，就有杂交优势；做得不好，就有杂交退化。这要看你的创造能力怎么样。可以肯定，中国与西方、与世界所有其他民族之间，这种文明对话的过程会持续很长时间，包括旧的“杂交”和新的“杂交”，你的“杂交”和我的“杂交”，还会产生各种差异性，还会不一样。新疆木垒的“杂交”和我们在湖南汨罗的“杂交”就不一样，需要我们小心辨别和梳理。

当年我和一些朋友倡导“寻根”，主要是针对伤痕文学的概念化和简单化，至少是增强一点人们对文化的敏感度，在唯一的政治视角之外，扩充一个文化和文明的视角。 我只是没料到，从80年代到90年代，“文化寻根”在很多官方文件和主流批评里都是负面词汇，无论左的“横扫四旧”还是右的“全盘西化”，仍然是很多人那里潜在的心理定势。直到中国经济和技术这些年成功崛起，这一个深重的心结才几乎不破自消。现在是什么情况？国学多时髦啊，连一些小孩子都是长袍马褂，摇头晃脑地背三字经、女儿经。甚至有人要回归国学，要恢复三从四德，要恢复繁体字，要恢复黄帝纪元。

那也太过头了吧？如果国学可以救国的话，晚清比我们“国学”得多，怎么救不了国呢，怎么还是要走向共和呢？我相信， 文化之间的趋同性和趋异性，还将并行不悖和互相交织地进行下去。记得北大法学院前院长朱苏力，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文学界当年的“寻根”。他认为法学界也得重视本土的法学传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法条。可见这是一个大话题，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各行各业至今还在路上。亮程在2014年重新从乌鲁木齐回到菜籽沟，也是在路上。 很多的作家、艺术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发掘传统文化的资源，与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成果相结合，作为自己不断向前创造的动力，对此我依然抱有信心。

我们需要在文字、影像中

创造出一个陌生的、崭新的乡村

翟业军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省作协主席团委员、文学评论委员会主任）

这是很大的话题，我特别喜欢刚才汪老师讲到的题目里面的 “创造”两个字。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乡村现在人很少，大家都走了，都去城市了。所以，乡村在颓圮，乡村的很多地方就像刘老师到来之前的菜籽沟，一个颓圮成废墟的菜籽沟。那么，当乡村颓圮成废墟的时候，该如何去想象乡村？废墟一样的乡村，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这就要说到“创造”了。 我们需要在文字、影像中创造出一个陌生的、崭新的乡村，一个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依旧具有意义的乡村。

我觉得，最近这些年来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乡村书写，刘亮程的《一人的村庄》和《大地上的家乡》等等，这些作品自是不用说，另外，四川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也是对于作为废墟的乡土的想象和书写。我非常惊喜地发现，当他们在书写作为废墟的乡土的时候，所用的方法和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刘亮程，他强调自己是个闲汉，是个胆小鬼。 说自己是闲汉、胆小鬼，其实是一种宣示：我不再正面强攻这个世界，而是从世界的跟前往后撤，只有后撤了，我才能够听到寒风吹彻的大地，才能够看到蚂蚁在搬家、老鼠在打架这些我们正常人所看不到或者根本想不到去看的微妙、细致的世界，才能够发现太多太多“弯曲的真理”。

《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2024年3月

“弯曲的真理”不是我说的，是尼采说的。 尼采说“笔直都是骗人的，真理都是弯曲的”，而我们在《一个人的村庄》和《大地上的家乡》里面迎面撞见大量弯曲的真理。罗伟章的写作也非常有趣。他不再相信看，他相信听觉，他觉得在那样的颓圮的废墟里面，一切都是缠绕的、虬曲的，我们的眼睛其实是无效的。我们知道眼睛是有霸权的，而当你这个时候放弃视觉的优先权，然后听到世界上的一些细微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重新地成了我们这样的精神栖居。所以， 当罗伟章用他的听觉去创造乡村，当刘亮程用一种后撤的方式、胆怯的方式来书写乡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创造出了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精神的栖居。

向“根”的致敬和寻找是非常必要的

韩春燕

（评论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我对乡土很感兴趣，因为我也一直在研究乡土文学。我首先要强调一点是，寻根文学作为文学现象，作为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它凝固了，静止了，今天它经常作为考试题来出现。但是寻根这件事它一直都在继续着，而且我觉得 在今天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的寻根，尤其是乡土文学，向“根”的致敬和寻找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今天，我们很多写作者的文学经验、乡土经验已经与当下中国的乡土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很少有像刘亮程老师和韩少功老师这样真正地回到大地，真正去把自己当作农人一样去生活，去重新实践，不断地增加自己新的农村生活的经验。很多人是把自己儿时的、童年的、年轻时代的乡土经验带到了今天的写作中。

劳作中的刘亮程

而今天中国的乡土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中国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内涵和边界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模糊性。我们今天90后和00后还有农民吗？那些不断地往返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他在城市工作，不再在土地上耕作，他们叫农民吗？城市的空间现代性空间不断地向乡村位移，超市、广场、歌厅，这样一些物理空间，现代性的物理空间不断地从城市向农村位移。其实物理空间都是文化空间，整个乡村的文化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文化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 原有乡村整个的文化秩序和文化构成发生了变化。

我们今天的作家面对当下的乡土，如何创造性地写出文学的乡土？这里面可能还缺少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你怎样去寻找你和大地、乡土之间的关系，那是跟“根”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回头向大地、向乡土寻找我们的根，重新建立我们和乡土之间新的联系，重新去构成我们的写作经验，应该是今天所有的乡土文学写作者要思考的事情。乡村变得越来越复杂，已有的经验远远不够，所以我们今天的作家们应该去寻根。

批评家应该真正地走到文学现场，

走到作家的心灵中去

高志

（评论家、新疆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因为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所以说对寻根文学或者文学寻根较为熟悉，这个是教材中固定出现的文学思潮和现象，有较为固定的认知。我们都在研究，但今天听到韩少功先生的讲解，让我们回到了文学生产的现场，认识到它的复杂性。也是说站位不同的评论家或读者，对同一个文学思潮，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会让我们了解了更加复杂或者说更加真实的历史。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可能现在都是错误的，所以，作为批评家，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去观照文学现象，观照这种文学实践？你应该理性地，或者说不能人云亦云， 应该真正地走到文学现场，走到作家的心灵中去，更多地去还原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套说所谓的“历史定论”，这是一点。

今天我看到汪政先生写的“寻根：创造文学的乡土”书法作品，其内涵我认为涉及“寻根”的两个问题， 寻找什么样的“根”，再就是寻找“根”的路径问题。那么前面大家讲到什么样的“根”，均是从文化角度来讲的，实际上“根”在刘亮程先生的作品里边，更多的还有一种是自然的文化，或者叫做自然的一种物象，当然里面还有神话，还有我们的农耕和游牧民族结合的这种文化。我觉得 ”根“应该是更加复杂的东西，更为复杂的意象，或者概念，或者说我们面临着它的外延和更深广的边界的问题。

再一个，如何寻找“根”，就像韩老师讲的，知识分子回到乡村，探索寻根的具体乡土实践。我们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书写者如何寻根，或者就不是书写者如何去寻根，去建设我们的乡村。 乡村的建设是双向的，一个层面是依托我们的“根”生产文学，另一个层面是文学构建了我们的故乡，那么故乡可能不是我们现实状态的故乡，可能是更加多维度的、更加理想化的故乡，或者说更加符合我们人性或者历史未来发展的乡土的外在新形态，所以我说这是 双向的结构。

如何写出青年一代人的乡土文学，

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韩松刚

（评论家，江苏作协创研室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昨天的颁奖仪式上，当汪政老师在念韩少功老师的授奖词时，我就敏锐地捕捉到1985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这一年，韩少功老师《文学的“根”》一文，开启了寻根文学的讨论。而我正好是1985年出生的。然后我其实由此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寻根文学到今天的话，已经有40年的历史，而我自己也40岁了。我由此想到，也是 在这40年的历史当中，对于很多80后的写作者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远离乡村的过程。我出生在农村，从我的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就是这样一个离故乡越来越远的旅程，年龄越大离得越远。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人生的经验，跟文学的创作之间其实是有着某种共鸣的。

我现在比较多地关注80后写作，刚才黄灯老师也说了当下的这种时代境遇下，青年写作者如何来面对乡土，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设想一下，我们花了40年的时间艰难而决绝地离开了乡村，但是发现可能后面的40年我们又是如此地迷恋乡村，渴望回到乡村，这将是一段多么矛盾又离奇的过程。因为其实，我发现现在大部分青年写作者已经真正地远离了自己以前熟悉的乡村，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住在城市里。但我们已经不能在城市里去想象乡村了， 关于乡村的想象需要往回退，回到一种乡土的但也不能说完全是乡土的书写中，这种趋势我觉得是可以注意的。

《亲爱的人们》，马金莲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

比如说 80后作家马金莲，最近写了一部80万字的《亲爱的人们》。前段时间在扬州，她也分享了自己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因为她最早的时候也写乡村，但是她感觉自己已经把自己的乡村经验用光了，而随着自己生活的变化，她其实也在慢慢地远离乡村，她已经住到城市里了。因此，当她写《亲爱的人们》的时候，她感觉到了当下乡土经验的匮乏。她花了四年的时间，每天到真正的乡村去跟当地的村民进行交谈、访谈，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的资料。所以刚才大家其实也谈到当下的乡村书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你如果没有这样一手的工作，你想象的乡村一定跟现实的乡村是完全不一样的。

讲到这里，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作家是 山东的魏思孝，他其实也是长期写乡土生活的，当然他的这种笔下的生活又跟马金莲笔下的乡土不一样，他今年新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土广寸木》，其实写的也是乡村，写当下现实的乡土生活。而魏思孝也是一样的，他虽然也住在城市里，但他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晃荡，正是这种闲逛、晃荡，以及和乡村中人的无所事事的交流，才让他对当下的乡村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感受和体认。

从这些写作者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当下的青年写作者，如果我们还要去书写乡土，去认识乡村，就像前面韩老师说的，已经 不能完全用自己的那种已经形成的陈旧的关于乡土的这种认识再来书写我们当下的乡土生活。我们当下的青年写作者如何去承继韩少功老师、刘亮程老师他们那一代所创造的乡土的文学、文学的乡土这种资源，并转化为自身的创作动能，从而写出青年一代人的乡土文学，这绝对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以现实感知、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活作底，

逐渐成为一种能够打动人心的乡土精神

喻雪玲

（文学博士，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讲师）

以上各位老师多从理论层面谈论了与乡土文学相关的话题，我想结合自己近几年的作家研究从作家刘亮程的具体生活谈一下。与1984年12月的杭州“寻根”会议和后来韩少功老师写作的《文学的“根”》文章相呼应，彼时远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乡村诗人刘亮程，还是一个乡农机站的管理员，其诗歌正围绕乡村生活进行创作。 40年来，乡村一直是刘亮程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用多种文体呈现出乡村的不同形态，涉及到乡村的空间、时间、情感以及历史文化等。在他有关乡村的创作当中，我注意到，尽管乡村空间不断改变，作家刘亮程的创作却始终未离开早年的乡村经验，他还在此基础上将其深化为具有乡土精神的一些哲理性思考。直到现在，当我们打开《一个人的村庄》时，依旧会被感动，并能产生共鸣。那么他乡村书写的根又在哪里？ 结合其生活现实，我认为乡村生活细部和相关乡村思考是关键。

乡村生活细部成为他创作的基础，包括他生活的环境和在此获得的丰富感知。刘亮程1962年出生于沙漠边缘一个村庄中，村庄周边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他自小与草木鸟兽共居，这样的自然成为他生命的底色。他常注意乡村生活的细部，曾在文字中用“几丈厚的虫子”写自然中的虫鸣，用“鸡鸣是连片的”描写清晨的鸡鸣，这并非想象。当我去到了他所生活过的太平渠村时，切实感受到了他所说的“天是被一层一层的鸡叫所叫亮的”。这样的自然环境，使他保留了丰富的乡村感知，当然这也与他曾居住在地窝子相关。 他的童年在地窝子中度过，他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听觉、知觉等开始，这种丰富的感知一直延续到他后来创作。如作品《虚土》《凿空》甚至《本巴》中，就有大量的声音、气味、知觉等感知书写。

除了对乡村生活经验的呈现，他还注重对乡村生活细部进行思索。由于个人家庭原因，刘亮程自小对生老病死有着深刻体验。这种生老病死的体验，促使他对于时间和生命不断思索。直到五十岁他再重新返回菜籽沟村，这种对生命的思考慢慢深入。他对农村、家乡、家园、故乡以及乡村有着深刻认识，逐渐建立起一种乡村家园体系和子孙万代相承的传统乡村文化思考。 这种深植于土地的富有哲理性的思考，以现实感知、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活作底，逐渐成为一种能够打动人心的乡土精神。这也使得刘亮程有关乡村的书写，既与乡村生活经验有关，又具有哲理性思考，令人印象深刻。

汪政老师在活动最后总结道：

刚才少功老师说这是个很复杂的话题，想把那么复杂的话题在小小的研讨会上解决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理一理我们的思路。 比如说乡土问题。大家都在思考这一概念的变迁。现在的乡土或者现在农村它的面貌是什么，它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当年二、三十年代一批乡村建设者抵达了中国的农村深处，进行新乡村建设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是不是现在这样子的？鲁迅笔下的乡村，费孝通先生当年调研的乡村又是怎样的？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时的周克芹，包括高晓声等等他们的乡土，恐怕与现在都不一样，至少是在不断变化的。经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等，我们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完成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壮举， 现在的乡土跟过去的乡土怎么可能一样？乡土文学，首先要把握乡土经验，我们已有的经验还能用上多少？我们的装备、武器、程序……还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是一个。

嘉宾围桌研讨中

第二个，从字面上来讲， 我们创造的乡土，也就是文学的乡土是怎样的。这跟我们客观的、正在变化的真实的乡土其实并不是一样的。社会的乡土，与文学的乡土不是一个概念。这是大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文学理论家们又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建立一种联系，以便打通真实的乡土、社会的乡土、综合的乡土与文学的乡土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大家举了好多的例子，实际上是在试图总结新的乡土文学的审美经验，并且把它晶化、型化、理论化，以便能够将这样的经验迁移运用，以把握我们当下的乡土，同时也为我们的乡土文学留下可以总结的审美经验。

最后一个层面是综合的，它超越了一般文学的层面。这方面少功老师谈得比较多，他是从思想、从文化、从学术，从中国话语，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从这些角度去讨论的。它涉及到价值层面，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 如何中国，如何乡土，如何乡土文学等等上作出自己的回答。它需要立场。

【以上转载自北京文艺观察，内容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