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像梁启超这代人，原来是影响年轻人、引领年轻人的人，到了1920年代以后，年轻人都在骂他，突然发现他对政治的判断，他的整个立场，包括他的很多观念，跟不上当时中国，日趋激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潮流。

但是他到了今天会发现，今天年轻人在看待这些所谓国家大事这些方面，比当初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更持重了。

我觉得他会认为这是件好事，主要是我们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不同。

在清末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梁启超他主笔的《新民丛报》，毫不夸张的说，那真的是完全靠梁启超，个人的文章支撑起来。

他在《新民丛报》时期，跟《民报》，跟当时革命党人的论战。当时的留学生群体比较激进，在很多留日学生群体当中，他就不受欢迎，觉得你怎么能，要求大家不要去推翻清政府，怎么能为清政府讲话。

第二个事情就是梁启超后来在民国以后，曾经一度投靠过袁世凯，投靠过段祺瑞，那么这个也确实很多青年学生会跟他产生冲突。

比方说李大钊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打完以后，李大钊有篇著名的文章叫《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开头就挖苦过梁启超。投靠当权者政客等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到了20年代以后，那个时候我们讲中国进入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1925年五卅运动，往后北伐，那个时候他又跟青年学生关系是比较接近的，尤其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当时屠杀了很多进步学生。

梁启超就说蒋介石杀害的都是中国最好的青年，但是问题是青年自己走上了这条道路，甚至感慨说今天我们看来，青年总是在这两条道路当中去走，红色的道路就是大革命这边，黑就是投靠军阀，这两个在他看来都不行。

因为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不是率领这个外交代表团去欧洲游历，现场观摩巴黎和会，回来以后，当时他们那一派人就在商量，未来要把自己工作重心，过去工作中心总是在想着我们依靠军阀的力量去改变中国，现在不行，未来要把工作的重心转向青年一边，当时提出过很多方案。

甚至考虑过自己办一个大学，后来觉得办大学成本太高，还不如我们自己成为教授，直接进入课堂，影响学生

然后当时又成立过一个组织叫做共学社，请过很多的名流，包括爱因斯坦，英国当时有名的经济学家霍布森，哲学家柏格森、奥伊肯，请过很多这样的人，当时有几个还成了，你比方说像续聘了杜威，请了罗素，请了泰戈尔

干了很多文化上的事业，其实他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影响青年人

实际上五四学生运动是通过他们最初带起来的。最后结果挺好的，没有把山东权益让给日本，成为了1922年基本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提，这一度让梁启超对于青年很有信心。

1920年回国以后，他就把重心转向了引导青年学生，转向了文化事业这个层面，我不再去跟你们这帮北洋势力派沆瀣一气了，我去引导青年人，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怎么去引导青年人，除了办杂志，办这样的一个学术机构以外，学术团体以外，他本人也进入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