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春启

自从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赞美和介绍北京中轴线的文章层出不穷。如今，北京中轴线是全世界最长也最壮观的中轴线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北京人乃至全体中国人又一自豪的资本。

有个问题似很少有人说清楚：这条中轴线是什么时候产生，又是如何产生的？网上能找到的答案，或含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笔者不揣愚陋，想把这两个问题弄个明白。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中的雕塑。视觉中国

安放在古观象台院中、按《元史》记载复制的正方案。

元大都城示意图。

元大都中轴线出现的时间

先弄明白头一个问题：北京这条中轴线产生于什么时候。

看到这样一个说法：“侯仁之先生说，大都城规划建设的起点，严格地讲就是后门桥（元时称万宁桥，俗称海子桥）。因为后门桥的选址决定了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这条线就是紧贴着湖泊的东岸定下来的。”按照这种说法，似乎是先有的后门桥、后有的中轴线。那么，知道后门桥建造的时间就可以大致推定中轴线产生的时间了。

后门桥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查百度，找资料，所有的答案都是一个：后门桥建于元朝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这个时间似乎无可置疑，但是可能不对。元人著的《析津志》中记载得清清楚楚：“万宁桥在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这应该是关于后门桥建造时间的最早记录。桥在上，闸在下，若根据这段记载，万宁桥是与澄清闸同时修建的，最初是木桥，至元以后才改建为石桥。

澄清闸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澄清闸是为节制通惠河而建的，据《析津志·河闸桥梁》记载：通惠河“水之上下二百余里，置闸节水二十四”——澄清闸是其中之一，“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丁巳（廿九日）兴工，三十年七月工毕”。根据《元史》的记载，忽必烈批准动工开挖通惠河是在至元二十九年八月丙午（十八日）。两相参照，确凿无误，所以，海子桥也好，澄清闸也罢，建造时间不会早于至元二十九年，而“建于至元二十二年”的说法缺乏史料依据。

万宁桥下石筑泊岸上有一镇水石兽，其头部下方发现有“至元四年”的刻字。至元四年莫非是公元1267年吗？不一定。元代有两个皇帝使用过“至元”纪年。一个是世祖忽必烈，一个是惠宗妥懽帖睦儿。前一个“至元四年”是1267年，后一个“至元四年”是1338年。已有学者对此做出了考证，指出镇水石兽的刻字是后一个“至元四年”。这个时间应该是澄清闸和万宁桥由木制改为石筑的时间。

于是可知，后门桥不可能是划定中轴线的依据。所谓中轴线，最初是为规划大都城划定的正南正北的子午线。依据这条子午线来规划大都城，才能保证整座城端端正正坐北朝南，才能保证城内的街道经纬分明。因此，这条子午线必须，也只能产生于大都城规划建设之初。

大都城是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一般说法是至元四年（1267年）春天。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刘秉忠受命营建大都城的时间就是至元四年。《析津志·朝堂宫室》中书省条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时间：“至元四年，世祖皇帝命筑新城，命太保刘秉忠辨方位。”至元四年，只能是为建新都城开始筹备的时间。真正破土动工筑城，是在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根据是《元史·世祖纪》：至元九年五月辛巳（廿四日），“（忽必烈）敕修筑都城”。

由此可以推定：为建大都城而划定的子午线，亦即后来形成的北京中轴线，最初产生于至元四年之后、至元九年之前。这就跟万宁桥没有关系了。

大都子午线是这样划定的

古代要修建一座城池，首先要做的两件事是：一、定方位，二、定方向。

定方位，就是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并确立一个基准点。元大都的基准点选定在如今鼓楼前的位置，当年在这里建有一个中心台。据《析津志》上说，中心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中心之台”四个字，说这里“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

确定了基准点之后，怎样画出子午线来呢？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掌握了用阳光来测定方向、画出子午线的方法。《周礼·考工记》中说：“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槷以悬，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槷念niè，同臬，即标尺。眡，读shì，意思是观察。景，即影。识在这里读zhì，意思是做记号。这段话的意思是：匠人营造一座城，先使地势呈水平，然后，用“吊锤”的方法在平地上垂直竖一标尺。围绕标尺画圆圈，观察上午和下午日影分别投射在圆圈的位置，做上记号。再参照中午太阳照在地面的影子和夜晚北极星的位置加以矫正，这样就可以确定出东、西方向来了。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利用这个原理，创制了一个仪器：正方案。它的结构或者说它的制作方法，载于《元史·天文志》：“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边五分为水渠。先定中心，画为十字，外抵水渠。去心一寸，画为圆规，自外寸规之，凡十九规。外规内三分画为重规，遍布周天度。中为圆，径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植臬，高一尺五寸。南至则减五寸，北至则倍之。”

译成当代语言就是：正方案是用青铜制造的，四尺见方，厚一寸，四周刻有水槽。通过中心划十字，通到水槽。以中心为圆点，每隔一寸画一圆，共十九个。最外边的圆画成双线，双线之间间隔为三分，中间刻三百六十度。正方案的中央立一直径和高度都为二寸的圆柱，中心有洞，插一标尺。标尺的高度为一尺五寸，冬至时减五寸，夏至时增加一倍。

正方案，即“以正四方之案”。它的使用方法是：把正方案放在平地上，用水槽注水的方法使之水平；将标尺插入中心的孔洞，并密切观察，当阳光将标尺的影子投射到一个圆时，就用墨作一记号。这样，每一个圆圈都可以在一天之内的上下午分别得到两个记号。把同一圆圈上的左右两个记号用直线连接起来，就是正东正西的卯酉线。之后，子午线也就不难产生了：卯酉线的正中与中心点的连线，就是正南正北的子午线。

《元史·天文志》中说：“屈其（卯酉线）半以为中，即所识与臬相当，且其景最短，则南北正矣。”如此操作，多在几个圆上作记号、多画几条线相互参照以求得准确。古人还注意到，春分和秋分前后，“南北差多，朝夕有不同者。外规出入之景或未可凭，必取近内规景为定”，而且还要多观测几天“仍校以累日则愈真”。

元大都的子午线是这样画出来的吗？当然是。载于《日下旧闻考》中的李洧孙《大都赋》有云：“据龙首，定龟兆，度经纬，植臬表”，“筑崇墉之万雉，若缭山之长云。浚三五之折沟，建十一之通门”。李洧孙这篇《大都赋》作于大德二年（1298年），全文三千多字。从其中这几句可知，植臬表、度经纬，乃是营建都城必不可少的程序。

如今，古观象台的院子里摆放着一台正方案，是按照《元史》的记载复制的。笔者注意到，靠近最外一圈，刻着八卦方位和十二地支。

敕封独树将军早于中心台

《析津志》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世祖忽必烈建皇都之时，问刘秉忠如何定大内方向。刘秉忠答：对着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株大树为方向。忽必烈认为可以，于是封那株大树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每到元旦、元宵、皇帝诞辰，大树上挂满了各色花灯，远远望去有如火龙从天而降。游人至此，流连忘返。

见有报道说：中轴线就是从中心台到“独树将军”画出的线。此说不能成立，因为这样画出的线不能保证是正南正北；而且，独树将军不过是规划元大内的一个基准点，而在中心台出现之前，元大内已经建设得差不多了。

清朝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大概元之迁筑，先宫城而后及于都城。”他说的很对。大都的大内、宫城建设，要早于大都城。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修琼华岛，十月忽必烈已经在广寒殿会见高丽国王元宗王禃了，说明广寒殿已经建成。

至元七年，忽必烈采用帝师巴思八的建议，在大明殿御座之上置一顶用素缎制成的白伞盖，上面用泥金书梵文，据说可以镇伏邪魔护安利国。大明殿是元朝皇帝“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相当于明代的奉天殿、清代的太和殿。由此可知：元大内的最主要建筑，在至元七年就已经建成了。另据《辍耕录》记载，元大内宫城动工于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15时），第二年三月十五日完工。到至元九年五月大都城动工的时候，宫城已经开始建造东、西华门和左右掖门了。

元大都建设顺序“先宫城而后及于都城”说明什么？说明营建元大内有自己的子午线，与大都城的子午线并不是同一条。由此亦便可知：元大内与后来的明紫禁城也不在同一条子午线上。《日下旧闻考》中，清朝大臣们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其后改建都城，则燕邸旧宫及太液池东之元旧内，并为西苑地，而宫城则徙而又东。”这句话说得明明白白：旧燕王府和元大内，在明朝改建宫城之后，全部归入今天的中南海和北海的西苑之内。明朝的宫城呢，“徙而又东”——向东移了。

紫禁城子午线延成中轴线

因为明紫禁城“恰好”坐落在元大都中轴线上，于是有专家认为明紫禁城就是在元大内的基础上“翻建”而成的。恐怕不是。永乐年间改建北京城仿照的是南京城，且规模有所扩大。建设一个全新的皇宫，朱棣怎么会轻率地在元大内的基础上翻建呢？

朱棣是如何确定紫禁城方位和方向的，《明史》和《明实录》中都未见记载。但在李时勉和黄佐两人的《北京赋》中有所透露。李时勉作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赋》中，有这样的字句：“而乃悬水树臬，识影表营。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群力毕举，百工并兴。建不拔之丕址，拓万雉之金城。”先定子午线再建城，这本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紫禁城也是一座城嘛。因为朱棣要把他的新宫城建在北京城正中，所以紫禁城的子午线便与元大都城的子午线重合了。今天北京城的中轴线，乃是由明紫禁城的子午线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