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知道自己的女儿国瑛已有了稳定的职业，并且有所成就，便专程乘火车来北京探望她。

周恩来和邓颖超听说董竹君和她的女儿到了北京，就请她们到周末去吃晚饭。

更没想到，周总理竟然专门安排了一辆车来接。

收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母女俩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那天下午，她在屋里焦灼地等待着。总理的家近在咫尺，她赶紧给女儿打了个电话，要求她尽快归来。

当董竹君和她的母亲到达西花厅的时候，已经晚了十多分钟，邓颖超和她的夫人都热情地迎了出去。

宴会的气氛很轻松，气氛很融洽，餐桌上也看不出什么官场上的东西。寒暄了一会儿，他严肃地看着董竹君，

“这些年来，您为党、为人民立了不少功。”

董竹君端起酒杯，对周总理表示了感谢。周总理继续说道

：“你作为都督的妻子，愿意放弃富贵荣华，投身革命，实属不易。”

周总理随即告诉国瑛，他有个当过总督的爸爸，有个当过锦江大酒店的老板的母亲，有个当过八一厂的厂长的女儿，那可是一家两代的大英雄呀！

顿时，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董竹君到底是什么人，周总理怎么会专门请她母女吃这顿饭？

传奇

董竹君是一个坚强而干练的女人。半个多世纪前，她以过人的胆识与毅力，投身于追寻光明与女性权利的事业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30年代，曾先后在上海锦江川菜馆、锦江茶楼等多家企业开办过饭店；50年代，他曾任锦江酒店的主席和经理

董竹君一九○○年二月出生于上海一贫苦人家。她的父亲是个人力车夫，她的母亲给别人当保姆，做些零工，勉强养活了这个三口之家。

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染上了一场可怕的伤寒，她再也不能做马车夫了，她的母亲为了照顾父亲，不能出去帮忙，只好借了些钱。

不出两年，利滚利的负债已达三百多元，若不还钱，恐怕要上法庭，无奈之下，父母一咬牙，把年仅十岁的竹君，以三百元的身家，押在一家高档青楼里，当起“小先生”，合约上写著：三年之内，不准出门，不准回家探亲访友。

董竹君聪明伶俐，长得又漂亮，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舞台上唱歌了，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

三年后，店主反悔了，说要交三万块钱，他就可以回去了。摆明了就是要把她当成一棵摇钱树，把她从卖唱变成卖肉。她虽然年轻，但为了逃过这一劫，她已经下定了决心。

在一场街头卖艺活动中，她邂逅了辛亥革命后担任蜀军副军长的夏之时，这场偶遇亦为她的人生轨迹带来了转机。

在夏季的炽热阳光中，出生于四川合江的一个传统书香门第，他自幼沐浴在文化的熏陶之下。年至十七，他踏上了赴日本的求学之旅，不久在东京投身于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之中。

他很欣赏竹君的美丽，端庄，并且对她的境遇深表同情；而董竹君亦很佩服他的革命抱负和潇洒的风度，看他妻子刚死不久，并非轻浮之人，便决定嫁给他。

一日夜里，董竹君偷偷溜出妓院，匆匆赶到夏之时所住的那家旅店。两人在一家酒店简单地办了个结婚仪式，然后乘坐游轮前往东京。她当时只有18岁。

不久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夏之时随即为她请来了一位精通日本女师范教育的家庭教师。

转眼两年过去，她随夫君夏之时重返四川，积极参与到保卫家园的伟大斗争中，并将父母接到身旁。夏家宅院繁华兴旺，家教严谨，董竹君在这座“金丝笼”中过得极为舒适。

但是，出身贫寒的董竹君总是想要走进社会，为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金丝笼”是不能把她关起来的！她首先用自己的积蓄开办了一家小袜厂，专门招收女工。

接着，他又开了一家人力车，租金很低。这是她未来创业的一次预演。

一九二七年四·-二「反革命政变」后，她开始结交先进的朋友（后来才知道，他们当中也有不少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看了许多进步的书籍，也加入了许多进步的团体。

这种与“贵妇人”身份不符的行为，在上层圈子里引发了一片议论，更使夏之时时大为恼火。他指控她的“不检点”，使他感到难堪，一再要她住手。

倔强的董竹君怎么可能会屈服！当她意识到他们的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时，她在一九二九年秋天向夏氏提出了离婚，夏氏答应了。

董竹君的举动，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虽然进步人士称她为“争取女权的勇士”，“中国的娜拉”，但是夏家人对她的嘲讽却是无止境的。这让她深刻地认识到，女性唯有自力更生，不倚赖别人，才能拥有自主的精神与人格，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董竹君在离婚之后，就把四个女儿送到了上海，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拉扯着四个女儿，能有多大的作为？董竹君和她的母亲，还有她们四个，都是忍饥挨饿，日子过得很苦，都是把珠宝当了。

董竹君把所有的珠宝都典当了，开了一家叫“群益纱管厂”的小工厂。原本纱管厂在董竹君的经营下，已经走上了正轨，但日本侵略者入侵之后，这座工厂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轰炸，被迫停止了生产，董竹君和她的母亲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董竹君很幸运，她的一生中，每一次都能遇见她喜欢的人。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善良的四川商人。这位四川商人听说董竹君的不幸遭遇后，表示愿意无偿捐助2000块钱给她。

可固执的董竹君，死活不肯接受任何报酬，最后，她以“借款”的名义，接受了这一大笔钱。就是这么一大笔钱，才让董竹君有了喘息的机会，重新站起来。

红色贡献

一九三五年，董竹君在上海滩开设了一家名为“锦江小菜”的小餐馆，专门经营四川菜。

刚开始的时候，董竹君不分昼夜地工作，又要带着四个小孩，常常是忙得昏天黑地，时间一长，董竹君就因为劳累过度，得了胃病。四个孩子还小，餐厅没人照顾，董竹君也没办法，只好强撑着生病的身体，继续干活。

董竹君日复一日地沉浸于繁忙之中，而锦江的美食生意亦随之日益兴旺。

然而，她并未满足于此，不久便创办了锦江茶楼。在那个年代，锦江茶楼成了杜月笙和黄金荣时常造访的场所。

一九三五年锦江饭店成立之后，董竹君就拜托好朋友王云帆来看望夏大明。

王云帆从四川回到上海，给董竹君写的一封信是这么写的：

“我去了一趟夏家，但他们不肯说。据我了解，大明就读于南城小学。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正在一棵树下玩耍，我问他：“你想上海的妈妈和姐姐吗？”他抬头望着我，闷闷不乐地说：“他们已经忘了我。”然后继续玩耍。

从这张纸条上，夏大明以为自己被自己的妈妈无情地遗弃了，根本不知道妈妈的难处。

董竹君与儿子的书信往来越来越多，因为她坚信：儿子终有一日会了解自己。夏大明得偿所愿，从夏家的传令兵卢炳章等口中，了解到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对娘亲的恨意，也渐渐淡了下来。

夏大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辗转与他的母亲团聚。不像其他四个姐妹，他非常爱他的爸爸，他一直想让他们和好。在他看来，老爸老妈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爸“重男轻女”，现在两个姐姐都长大成人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一九四八年，他把一封父亲写给他的亲笔信交给他的母亲，信中说夏之时以上海形势险恶为借口，劝说他和董竹君回到四川去，理由是：“我已为你准备好了住处。”

但董竹君看了之后，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这让夏大明知道，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自从和夏之时离婚之后，董竹君就再也没有踏入过婚姻的殿堂，她连一个“伴侣”都没有。从二十八到九十七岁，七十年来，她一直都是孤身一人。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她还是很喜欢夏茜的。

既然相爱，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董竹君用她那悠长的生命为我们解释了这一问题：

“感情，最可怕的就是现实，不管你有多深的感情，在现实中，相爱容易，相处起来就会变困难，难到深处，一方会疼到放手。

这就是爱情的悲哀：明明很爱他，但却不敢再去爱他。也许这是懦弱，也许这是换一种方式的爱！

1928年，董竹君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最早的交集，那一天，四川的军阀枪杀了14个爱国的年轻人，导致了“二一六”的惨剧。其中一个被逮捕的学生名叫文兴哲。

董竹君在她的母亲的帮助下，利用自己的人脉，将他救了回来，并且将他安置在了自己的家里。文兴哲常常和她讨论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这让她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

董竹君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理想、生活追求与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一致的，并逐步走向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参加革命。

董竹君在年轻的左派文兴哲的介绍下，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名著，她说：

“我一向相信，马列主义不只是拿着枪到前线去搞革命，它还应该是分析和处理各种事情的最佳科学办法。”

之后，董竹君在女儿的一位音乐老师张景卿的引荐下，结识了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

董竹君很快就表示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并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但念到两个儿女还年幼，母亲和儿子在上海的生活仍然很困难，所以组织要她首先去做生意，以求谋生，并协助革命工作。

董竹君出于生计和支援革命的需要，于一九三○年春天于上海闸北的台家桥成立「群益纱管厂」。

当时的报纸上说：“（董竹君）小姐在闸北创办了群益纱管厂，自己担任厂长，每个月生产几千筐，以供应国内各大棉纺厂。”

在此期间，董竹君结识了一批爱国、先进的人物，她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激励与启发。董竹君之女董国瑛则回忆起她的妈妈：「30年代，妈妈与中共交好，也接触了先进的观念。

她还创办了一本倡导女性解放的刊物。她协助和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拯救被逮捕的群众。”妈妈又派她去了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害了中共党员。

宋时轮在广州被捕入狱，一九二九年四月获释后，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络，得知此事的董竹君慷慨相助。

多年以后，当宋时轮成为重要将领的时候，他写给张执一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在那样的条件下，承蒙她的大力支持，实在是雪中送炭！我会永远感激她的。”

董竹君带着她的女儿，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加入了反日的游行队伍。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董竹君慷慨地捐助抗战物资，然而她所创立的群益纱管厂却在战火中被烧成灰烬。

之后，母亲去世，父亲病重，失业，债台高筑，直到1933年，她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中国中共秘密成立的电通影视公司，在招人时，很多人担心会有麻烦，但她还是让女儿报名，并由此结交了大批的左派艺术家。

董竹君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为一位贫苦多病的革命文艺作者白薇募捐，她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她也和作家萧军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萧军过世后，董竹君以治丧委会委员的身份协助处理丧事，并送上挽联：“文坛猛士受人尊敬，艺苑青松挺拔常。

逝世

1951年，董竹君按照上海市公安、市委的指示，将锦江两家历经十六年、价值十五万美元的店面移交给了政府，变成了锦江大酒店，以招待外国客人。

海区委拨出四万元的清拆费用，用于搬迁店面，董竹君只是拿走了郭沫若赠送的一首诗词，以及一套笔墨纸砚。

从那时起，董竹君就成为了锦江大酒店的董事长和经理，她不断地投身于祖国，投身于党的事业。一九五七年，她正式当选为政协委员。

董竹君更是为妇女的进步而努力。她创办了锦江茶楼，里面的员工清一色都是女人。她还发起了《上海妇女》双月刊，为妇女说话。

于是，董竹君就完全从一个青楼女变成了一个女商人，同时也完成了她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生活梦想，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女人。

她爱过也恨过的夏之时，在夏之时六十三岁的时候被误杀，罪名是“组织和策划了一场土匪暴动”。夏家从那以后就变得穷困潦倒，董竹君也曾帮过夏家很多次。

夏之时的正室之子夏述禹向董竹君求救，董竹君不计较过去的恩怨，支持三年，直到他再次就业。

夏之时的第二任夫人唐则吾曾经说过，夏之时经常因为董竹君比唐则吾差而看不起他。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真正的珍惜。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九十七岁的董竹君在北京因病去世。在她临死的时候，她立下了两份遗嘱。一是在碑上镌刻三行字：

不为误解而改初衷，不为冷漠而动摇信仰，不为年老而放缓步伐。

二是在她的丧礼中，放了一支她与夏之时婚后最喜欢的歌曲《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很多人都以为，这是董竹君对夏之时的深情，但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他们之间的定情歌曲，只是一首夏之时不让她听到的歌曲。

董竹君在日本的时候，很爱听歌。曾经有一位年轻人，站在桥上，吹奏着一首《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董竹君经常被那美妙的曲调所吸引，有时也会有些不耐烦地问道：“你更喜欢萧，还是更喜欢笛子？”董竹君不想引起别人的争论，只好把笛子的声音从她的耳朵里移开。

董竹君请求在丧事中播放此曲，并非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婚，而只是为了表示，现在她再也不会因害怕丈夫而不去听了。

参考文献：

经济人物志——倔强精干的女实业家董竹君作者：钱江

史海钩沉——董竹君的红色往事作者：方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