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想一点

□ 刘星

漫画/高岳

法律的行家里手，正拥抱AI。不奇怪，它赋能强大，可提升效率。比如，迅速查验合同的漏点，快捷预测诉讼的结果，自动甄别决策的选项。另外，它可以降低成本。比如，缩减秘书类、档案类助手的薪酬支出，节约办公场地的费用。还有，就是展现“科技权威”的形象——这令人欣喜。

熟悉AI的朋友知道，AI回答、处理法律问题，会从“学习”到的信息出发，通过数学上的概率统计模式生成答案。它很像法律的行家里手：学习法律知识后，根据得到的社会信息，进行演绎、类比、溯源等推理的活动。当然，AI远比这些行家里手厉害——它速度快、不知疲倦，经不断“喂养”调教，还能日益接近“精准”。是的，它在数据、算法、算力上特别“烧钱”，缺失上述“卓越”表现岂不冤屈？

不过，法律的行家里手也深知，AI没有法律直觉。它所采用的概率统计建模——通过连词成句、连句成段、连段成篇的关联性，来确定更优续接的机制——并不理会法律直觉。

法律直觉极具实用价值

或许你会问：法律直觉？它很重要？

是的，法律直觉。当然，重不重要不好说，但回顾过往，面对当下，在法律实践中人们依旧会感到法律直觉常伴左右。正像许多处理实务的工作者的思维一样，直觉时隐时现。

为什么？

第一，从启动逻辑看，法律直觉是面对法律实践问题的应激反应。大多数人明白：要重视社会合作；重视社会合作，就要重视社会规矩，而法律是首要的规矩。法律直觉，可使我们在思维上迅速回应社会各种与法律相关的情形，从而使个体更快融入法律现实。这对个体规避风险，无疑有益——无论普通人还是法律人，都有规避风险的需求。

第二，大多数人重视社会合作的另一个应激反应，是道德直觉。从社会进化博弈视角来看，讲道德可增进互信互惠，减少个体损害。因此，法律直觉的一大作用，便是有效适配道德直觉。一般而言，尊崇法律会提升道德信用。法律直觉的长期社会运作，带给人们的经验提示正是如此。

第三，在法律专业人士的头脑中，法律直觉与职业经验密切相关；在时间、精力、场景的具体限定下，它具备快速凝聚专业共识的功能，也有助于确立“专业敏捷”的形象。这是重要的职业激励。因此，法律直觉和法律推理竞争时，前者通常不会被淘汰。

第四，从社会治理看，法律专家的法律直觉，大概率会契合社会的道德直觉及道德价值观。这种对应关系，在稳定社会结构中通常呈现统计性趋同。因此，先有直觉判断，再有推理印证，只会强化法律人的正面职业形象，不会“减分”——法律人也深知这一点，并会因此引以为傲。

第五，社会大众普遍看重道德直觉，且时常不自觉地运用，这与情感波动有关：恪守道德，能引发积极温馨的情感共鸣；违背道德，则会招致否定排斥的负面情绪。因此，法律人具备法律直觉，通过与道德直觉契合的路径，能够自然营造共情空间。不难想见，共情空间能让法律人的法律推理更易被受众认可。

因此，法律直觉并非可有可无——它极具实用价值。

灵感助力调整思考路径

有人会说，AI的法律推理很是迅速；就结果呈现而言，其与法律直觉几乎同步，甚至更为快捷。倘若法律直觉区别于其他直觉，且与法律经验相关联，那么AI的法律推理理应能够替代法律直觉。此外，法律领域特别注重严谨审慎，所以，法律直觉通常需要法律推理予以印证——这是否表明，AI法律推理在逻辑上可以替代法律直觉？

这么说有道理，但不尽然。

法律直觉中有个“奇点”：灵感。灵感会使我们发觉，有时调整原有的法律思考路径是必要的。

看一个法律界广为熟知的真实案例：

2001年，甲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甲订立公证遗嘱，将个人遗产赠与丙。丙与甲同居，系婚外第三者。不日，甲离世。丙向乙讨要遗产，遭乙拒绝，遂起诉。

此案发生前，司法实践的通常做法是依据继承法裁判，认定合法有效遗嘱即裁判依据。但乙方代理律师迸发灵感——他援引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审理此案的法院法官亦产生灵感，结合婚姻法中“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相关规定，以及立法法第五章中“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的规定，认定民法通则效力高于继承法。案件经一审、二审审理，最终判决丙不享有继承权。此案的重要意义在于，此后诸多类案裁判均参照此思路。而裁判突破的核心关键点，正是灵感。

灵感的核心特质是：宽跨度联想、速直达焦点。灵感带来的思维方向，虽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法律领域具备关联性。确定了关联性，就看谁有能力论证了。请注意：法律界有非常专业的经验之谈：确定了法律结果，找到法律条文不难，找到论证理由更不难。此外，不用怀疑，灵感与社会道德相契合，更有助于找准适用法条、梳理顺畅论证逻辑。

你看，灵感确实极具实用价值！

法律推理难替法律直觉

假设2001年，AI已可应用于司法裁判，在此案中AI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将AI推演结果对应的判决，与灵感指引的判决一同交由社会评判，效果会如何？

二者势必会引发持续争论，双方支持者的力量或许不相上下。但上述案件的生效判决，具备充分的法理与情理支撑，尤其在逻辑论辩层面站得住脚。更关键的是，该判决契合社会主流道德直觉——甚至可以说，道德直觉为其提供了深层支撑，即“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家庭”违背公序良俗。

从司法实践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份裁判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更成为后续司法解释的重要实践参照。

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AI的法律推理即便再迅速、再贴近法律直觉，依然不等同于后者，更无法替代后者。AI欠缺的不是运算能力，而是生成规范突破点的内在机制。概率模型倾向于选择高密度关联路径，而法律规范的突破，往往源于低概率的跨域连接。

由此而言，AI不具备或无法生成法律直觉，是其概率统计建模的固有局限所致。进而言之，当AI没有法律直觉时，我们更需铭记传统法律实践中的智慧——这智慧，或许与法律推理相关，或许无关，但却是法律行家里手传承至今的制胜法宝。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