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创作于1935年，该剧以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描绘了日出之前高级旅馆与下等妓院内黑暗的社会生活，揭露了旧中国剥削者的荒淫和残暴，剖示了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悲惨。

　　在《日出》中，反复出现着这样一句话：“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不禁让人觉得无比的悲哀与无奈，在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世界里，无论是奢侈糜烂的资产阶级，还是为生活苦苦挣扎的小人物，都在黑暗中生活忙碌，太阳照不进他们存在的阴暗角落，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展露出的或是人性的丑恶与扭曲，或是对不公世界的控诉和无可奈何。

　　陈白露，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女性，她的名字似乎就暗示了她的命运。她是黑夜里一颗晶莹的露珠，弥漫的夜气给她蒙上一层污垢，但她的内心是纯洁的，透明的，盼望着日出，向往在阳光下一展清亮的光辉，可没等太阳出来，就消失了。陈白露的性格中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作为一个交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她的性格打上的烙印。她抽烟、打牌、喝酒、嘲弄着男人， 以至有人说她是“玩世不恭、自甘堕落的女人”。但有时她做事又是那么的认真，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地走向黑暗的深渊，但却陷在物欲的享受中难以自拔。曹禺先生这样评价陈白露：“她才二十三岁， 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又像单纯的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 时而感伤厌世……” 她是出身在“书香门第”的“高才生”。在堕落风尘前，还是社交的明星。这一切条件造就了她自尊、自负的性格。她看不起潘月亭、顾八奶奶、胡四和乔治张那样的人，明白“这些名誉的人物弄来的钱”并不名誉；但她又混迹于他们中间，享受着物质上的丰裕生活。她要尊严，又很骄傲。她的优裕生活明明是像潘月亭那样的人给她的，但她却说：“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的。”“这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还名誉得多。”对待潘月亭、乔治张这一行人， 陈白露也并不像一般的交际花那样曲意奉承、唯唯诺诺，反而可以说是不留情面。在潘月亭面前，她表现得十分任性，只是为了救小东西才第一次谢谢潘月亭、第一次说他是个“好人”。陈白露和那些喜欢她的男性之间，与其说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如说是征服与被征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更为恰当。

　　陈白露也曾经幻想过幸福而浪漫的爱情，就像许多“未经世故的傻女孩子”一样“羡慕着自由”、“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但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不会放开人的”。应该说她的悲剧是必然的，因为她拒绝的不是爱情，不是自由，而是普通人的平淡生活。这是“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追求，带有幻想性，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既又追求那种海市蜃楼般的爱情，又不懂得爱情的意义。所以, 婚后的“平淡、无聊、厌烦”，只能是个性思想解放给她带来的精神悲剧。这位“夕阳天使”，在希望破灭之后，选择用自杀的方式告别生命，她悲哀地发现：“我救不了小东西，正像我救不了自己。”

　　剧中还有许多人物，像“ 老实、迂腐、怯懦无能”的黄省三，机敏狡诈又巧于逢迎，最终历尽人生大喜大悲的李石清，相比于这些在黑暗中生活而混沌着挣扎的人，方达生则让人看到了一丝天亮前的曙光，他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太阳升起来了， 黑暗留在后面……而且太阳是我们的，我们正醒着。”在戏剧的最后，他竟然下定决心：“我只是想有许多事可做的。我们要一齐做点事，跟金八拼一拼……” 尽管可以料想的到这种反抗无疑于以卵击石，但是我认为一切对时代黑暗的反抗都是从懵懂幼稚走向成熟清晰的，相对于陈白露的看透一切的厌世与诸多小人物的委曲求全，方达生不是更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与鼓舞吗？就如夯歌那“ 浩浩荡荡向前推进的呼声”，呼唤新的世界，新的文明。

　　日出让那些背弃阳光的人在黑暗中沉沦，让追求阳光的人向着光明走去，这并非是空漠的幻想。作者用日出的万道曙光来照亮世界，来给予人们希望与力量，这是对人性心灵的救赎，也是对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疾呼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