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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生产能力越来越强,而居民消费却持续偏弱,继续扩大投资未必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经济增长不仅需要生产,也需要收入分配和最终消费完成循环。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把长期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居民收入和 有效需求。

疫情后,货币宽松、财政发力、投资加码,各种稳增长政策轮番上阵。可是几年下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出现了:消费增速依然偏弱,民间投资也没有同步恢复。
于是问题来了:消费不足,谁来补这个缺口?中国的一些对官方有影响力的学者,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当然还是投资。
最近 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 余永定提出,不存在所谓“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长期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并主张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
这个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对于一个仍然存在有效投资空间的经济体,公共投资确实能够稳定需求、带动就业,并形成长期生产能力。
但问题是:当一个经济体已经拥有巨大的制造能力,而真正短缺的是消费者的时候,继续扩大生产,真的是最优解吗?
三郎认为,这恰恰需要重新理解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消费到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还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答案其实不是二选一。
在不同经济周期、不同发展阶段,消费既可能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
一、消费不是增长终点,而是生产循环的重要起点。

先说一个容易被误解的问题。
中国 GDP虽然以生产法核算结果为准,但GDP并不是“生产多少就简单加多少”。国家统计局明确说明,GDP有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核算方式;其中 支出法GDP由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构成。因此,投资增加,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形成比较直接的经济拉动。
但这不意味着:只要生产出来,经济增长就可以永远持续。企业最终要面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
建一条生产线,是投资;生产出一万辆汽车,是产出;但汽车最终被消费者、企业或者政府购买,生产循环才真正完成。
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就会变成库存。库存增加以后,企业资金被占用,利润下降,价格竞争加剧。再往后,企业就会减少订单、削减投资,甚至压缩就业。
所以,生产和消费根本不是简单的“先生产、后消费”。

没有生产,当然没有消费;但没有有效需求,生产也不可能无限扩大。
企业今天决定建不建工厂,本质上也在判断明天有没有市场。消费预期强,企业敢投资;消费预期弱,企业就会变得谨慎。
这意味着,消费不仅是企业生产出来以后等待实现的结果,同时也是企业决定生产多少的重要信号。这也是需求不足时代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当经济存在大量闲置产能时,需求增加可以推动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进而增加就业、投资和收入。于是就形成:消费增加→订单增加→企业投资→就业增加→收入增加→消费继续增加。
消费由此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二、中国真正的变化,是从“生产不足”逐渐走向“需求不足”。

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中国特别强调投资、基建和制造业扩张?
因为当时的中国确实缺东西:住房不够、汽车不够、家电不够、通信设备不够,甚至大量基础设施都不够。那时候只要扩大生产,往往就能找到市场。
因此,在那个时代,投资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循环:投资扩大生产,生产创造就业,就业增加收入,收入增长带动消费,消费扩大又刺激新一轮投资。
在那个阶段,“重投资、轻消费”并不一定是错误。
问题在于,经济发展会发生阶段性变化。
当一个国家从“什么都缺”走向“很多东西都能生产”,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也会发生变化。
今天中国已经拥有极其庞大的制造业体系,许多行业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生产出来以后能卖出多少”。这时候,如果仍然沿用过去“投资—生产—增长”的思维,就可能出现一个悖论:供给越扩大,供需缺口反而越大。
因为一台机器不会自动创造一个消费者,一条生产线也不会自动增加居民购买力。
居民有没有能力消费,取决于收入;敢不敢消费,取决于就业、财富和未来预期;愿不愿意消费,则还取决于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长期支出压力。
所以,当居民收入增长偏慢、房地产 财富效应减弱、就业和收入预期转弱时,企业继续扩大产能,并不会自动产生更多消费。
反而可能出现:投资增加→产能扩大→供给增加→价格竞争→利润下降→民间投资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在需求不足阶段,继续用投资解决所有问题,可能出现边际效应越来越低的情况。

当然,这并不是说基建投资没有意义。公共投资能够改善交通、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经济下行时期也可以稳定就业和需求。
真正的问题是:投资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是补短板、提高生产率、改善公共服务,投资当然值得做。如果只是因为消费不足,所以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却没有同步提高居民购买力,那么就容易变成用更多供给去解决需求不足。
这才是今天真正需要警惕的地方。
三、决定消费的,不只是生产,还有收入分配。

还有一个经常被误导的问题:学者 姚洋说:生产创造收入,但他忽略了,生产并不能自动决定收入最终怎么分配。
生产扩大,可以创造工资和利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生产创造出来的收入,最终由谁获得、获得多少,同样会影响消费。
假设一个经济体一年创造100万亿元新增收入。如果居民部门最终获得40万亿元,那么对应的居民购买力就是40万亿元;如果通过工资、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机制,让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60万亿元,那么即使短期总产出没有同步增加,最终需求也可能明显扩大。
所以,“收入来源于生产”没有错,但如果只讲生产、不讲分配,就少了一半。
生产决定蛋糕有多大,分配决定谁有能力购买蛋糕。这也是中国扩大内需真正困难的地方。
如果更多资源长期集中在生产端,而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没有同步提高,就容易形成一种结构性矛盾:一边是制造业不断扩张,另一边却是居民消费相对疲弱;一边是企业努力寻找市场,另一边却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最后只能通过出口、价格竞争、补贴或者政府投资来寻找新的需求来源。
这条路当然可以走一段时间,但很难无限走下去。

因为出口扩大容易遭遇贸易摩擦,价格竞争会压缩企业利润,公共投资则会带来财政和债务压力。
因此,中国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简单的“要不要投资”,而是:长期投资之后,如何把经济增长更多转化为居民收入和最终需求。
这也意味着,扩大内需绝不能简单理解成发几轮消费券,更不可能是通过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来提高收入。真正有效的消费扩张,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有钱花、敢花、愿意花。
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降低居民的 预防性储蓄压力,同时改善就业和收入预期,这些才是提高消费能力的基础。
到了这个阶段,消费就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果”,而会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因”。

因为消费增加,企业才有订单;有订单,企业才有扩大投资的动力;投资增加,又会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就业和收入增长,再推动下一轮消费。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循环:消费—生产—收入—投资—再消费。
反过来,如果消费持续疲弱,却不断扩大投资和产能,最终可能形成:投资—产能—库存—降价—利润下降—私人投资下降。
两条循环,方向完全不同。
所以,消费和投资谁是“第一因”,其实没有必要争个绝对的高下。
在一个严重缺乏产能的经济体中,投资可以是最重要的增长动力;但当一个经济体已经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而有效需求开始成为瓶颈时,消费就会从增长的结果,变成增长的约束条件,甚至成为推动下一轮增长的力量。
说到底,经济增长并不是把东西生产出来就结束了。生产解决的是“能生产多少”,消费解决的是“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实现”。
当中国已经拥有全球领先的制造能力之后,下一阶段真正稀缺的,可能已经不是生产能力,而是能够承接这些生产能力的有效需求。
这才是为什么: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作者:徐三郎】
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