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谭嗣同临刑前的状态有不同的说法。最流行的说法是，谭嗣同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但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比如按梁启超的说法，谭嗣同跟担任监斩官的军机大臣刚毅说：“吾有一言！”，也就是“我要说句话！”刚毅不理他，就命令行刑了。

但按照李提摩太的说法，跟刚毅要求“吾有一言”的人应该是林旭。谭嗣同就没理刚毅，直接高声说了一句话，大概是“今天我们每牺牲一个人，将来就会有一千个人来继承维新事业”。如果李提摩太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认为，它还比较能够反映谭嗣同慷慨就义的心理，通过牺牲唤醒民众。

说实话，这种心态在近代的仁人志士那里并不少见的。人最可贵、也是最吝惜的就是生命。能够支撑一个人甘愿舍弃生命，只能是远比个人更崇高的目标。我相信谭嗣同就是如此。尽管他的很多政治主张比较幼稚，但他这个人是非常性情的人，也是有崇高理想的人。

所以谭嗣同能感动很多史学家，萧公权曾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中讲，“康有为之变法出于保皇，谭嗣同之维新则纯出于爱国”，然后可惜谭嗣同没有机会加入后来的革命党。当然萧公权晚年的学术主张有些变化，开始赞扬康有为，这另当别论。

在1898年那会儿，真正想到要革命的人是极少的。推翻清政府在当时看来，似乎还比较虚无缥缈。谭嗣同跟唐才常、毕永年关系很好，三个人都很激进，最激进的是毕永年，戊戌变法之后就去跟孙中山接触了。但他们三人也没指望能够一下子推翻清王朝。尤其是唐才常还是指望“勤王”，就是拥戴光绪皇帝扫除顽固派。

再比如章太炎想过“借权革命”。什么是“借权革命”呢？章太炎有两篇文章《分镇》和《客帝》。孙中山、章太炎都曾设想过，清王朝是没药救了，但是我们一下子也没法推翻它，那就依靠一些开明的总督巡抚，先从地方入手改变中国。章太炎还别出心裁提出过，我们选个衍生公的后代当全体中国人的共主，他代表中国的法统，但治统仍然在清政府手里。清政府就相当于一个最高执政，他只是国家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

什么时候情况发生比较大的改变呢？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下让很多人觉得，这个政权是真没药可救了。

1900年7月26日，当时八国联军还在天津，汪康年、唐才常等人就在上海张园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中国议会”，召集了各路新派名流，严复、章太炎等人都去了。半个月后，消息传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跑路了。上海张园这个“中国议会”就决议，推举一个人暂代大总统职务，在南方另立中央，统帅大军救回光绪皇帝。

又没过几天，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被杀。庚子勤王失败，中国议会就解散了。

值得注意，中国议会有个参与者叫作孙宝瑄，这个人其实蛮重要的，跟李鸿章还有远房亲戚关系。他在《忘山庐日记》里头就描述当时中国的几种思潮：

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

这个分类比我们习惯的保皇派、革命派二分，要丰富一些。按照孙宝瑄的分类，严复属于变法党；翁同龢属于保皇党。有趣的是革命党和逐满党。按照孙宝瑄的分类，孙中山这还不算革命党，他是逐满党，“极无理而品最下”，反而是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算革命党。

这么定义孙中山肯定不对，但把谭嗣同、唐才常划进革命党，倒是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