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1905年,三十八岁的漱石应友人高滨虚子之邀,为俳谐杂志《杜鹃》写一篇短文,题目就叫“我是猫”。它原本只是一则应景的游戏笔墨,却因为读者反响热烈而一路续写,从1905年1月连载到1906年8月,共十一篇,后来整理为上中下三编出版。一百多年过去,明治社会的西装与和服早已换了模样,但漱石借猫的眼睛照出的那些东西——虚荣、空谈、对金钱的跪拜——却并没有过时。我重读这本书,并非为了猎奇一只会说话的猫,而是想在那些令人发笑的闲谈里,辨认出我们这个时代自己的影子。这只猫最可贵的地方,是它始终不肯把自己当成人,因而也就获得了嘲笑人的特权。
小说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主线,开篇那句“我是猫,名字嘛……还没有”就定下了随兴所至的口吻。叙述者是一只无名的小猫,出生在竹林边,几经辗转被中学英语教师苦沙弥收留。它以苦沙弥家的客厅为舞台,冷眼看主人与朋友们围坐清谈:“美学家”迷亭、“理学士”寒月、“艺术家”东风、“哲学家”独仙,一群人谈古论今、吟诗弄文,话题无所不及却从不着边际。相对完整的一条线索,是资本家金田家为女儿择婿:金田夫人看中寒月的博士前途,登门打探,苦沙弥嫌其铜臭而故意冷落,从此招来一连串报复——车夫老婆上门辱骂,老同学铃木充当说客,落云馆的顽童被唆使在墙外喧哗。猫还潜入金田家,偷听到夫妇俩如何商量着“整”自己的主人。整本书就像一叠散落的速写,靠猫的所见所闻连缀成一幅明治世相图。
如果只看那些插科打诨的对话,《我是猫》不过是一册聪明的笑谈集。但猫的笑声里藏着锋芒。金田是靠高利贷起家的实业家,他的发家“秘诀”是精通“三缺”——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漱石让猫说出这样的判断:“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这句出自猫口的断言,堪称全书的题眼。金田不过因为夫人被慢待,就兴师动众要逼一个穷教员低头;铃木藤十郎本是苦沙弥的同窗,却趋炎附势,甘当暗探与说客。在金钱的逻辑里,是非曲直被换算成利害得失,人的尊严也成了可以标价的东西。漱石写于明治“文明开化”的鼎盛期,却偏偏看见了这繁华底下的道德真空:当物质追求压倒精神建设,所谓文明不过是给赤裸的欲望披上一件体面的外衣。这一层洞察,放到今天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真正让这本书耐读的,是它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嘲讽并不比对资本家客气。主人苦沙弥自命清高、鄙视世俗,却在书房里耗一个上午也翻不了几页书;他把“文人”的称号挂在嘴边,遇事却只会把自己像牡蛎一样缩回壳里。他的清高更像无力者的自我保护,而非真正的反抗。迷亭满嘴机智,动辄杜撰名家的“作画箴言”戏弄苦沙弥,玩世不恭背后是精神上无处安放的聪明;寒月埋头于“上吊力学”“紫外线对青蛙眼球的作用”这类古怪课题,一心攻读博士,却对现实束手无策;他不惜重金买来一把小提琴,却从未真正拉响——那把琴更像西方文明的恋物标签,而非内化的精神追求。猫自己捉老鼠的闹剧更是绝妙的自我讽刺:它煞有介事地制定“作战计划”,来回奔波于三条路线,最终筋疲力尽,反被老鼠攻击。这群人谈论艺术、哲学、美学,看似学养深厚,实则是在用高谈阔论填补内心的空洞。漱石的刻薄之处在于:他让猫既同情主人的遭遇,又鄙夷主人的无能,把“批判者自身的软弱”这一重困境写到了骨头里。
全书最见匠心的,是它选择了一个“非人”的视角。猫既是依附者又是旁观者,靠人类生存却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这种矛盾位置使它成为最理想的叙述者:因为不懂人类的复杂,反而看清了人类的简单。漱石借猫口引经据典、纵论东西,把滑稽与严肃、俚俗与典雅熔于一炉,取得了狂欢式的喜剧效果。结尾处,猫在众人饮酒时好奇地尝了几口啤酒,醉意中失足落入水缸。它在挣扎中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最终听之任之,沉入水底——想要得到平静,只有死掉才行。全书最清醒的观察者,最终被它所观察的荒诞世界吞噬,这近乎残酷的收束,让所有笑声在最后一刻凝成一声冷笑。鲁迅曾称漱石“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当世无与匹者”。读《我是猫》,从来不是为了嘲笑百年前的日本人,而是借那只猫的眼睛照见自己:在一个习惯用表演代替真诚、用占有代替理解的时代,我们是否也活成了苦沙弥,或那把从未拉响的小提琴?这是一部值得常读常新的讽刺经典,我愿意把它推荐给每一个愿意在笑声里照镜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