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名利场》当作一部女性奋斗史来读,把孤女蓓基·夏普看成一个不甘屈服、靠心计改变命运的人。我最初也是这样读的,重读之后才明白,萨克雷真正追问的并不是"奋斗能不能成功",而是在一个把成败当作唯一尺度的地方,人究竟会被塑造成什么样子。小说写于一八四七年前后,距今将近两百年,可它描写的那种崇拜金钱、迷恋头衔、以输赢论高低的空气,今天读来一点都不陌生。它像一面略带恶意的镜子,照的与其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上流社会,不如说是每一个身处竞争之中、时时衡量自己位置的普通人。这正是我愿意一遍遍翻开它的理由:它不提供安慰,却提供清醒。
小说的故事铺展在十九世纪初摄政时期的英国,以两位年轻女子从平克顿女子学校毕业为起点。一条线索属于爱米丽亚·赛德利,她出身富庶的商人家庭,善良、温顺、对人毫无戒心,把真挚感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另一条线索属于蓓基·夏普,她是穷画师留下的孤女,机敏、自私、精力旺盛,一心要凭自己的手腕挤进上流社会。两人于一八一三年同乘一辆马车离开学校,又在一八一五年各自成婚,嫁给即将奔赴滑铁卢战场的两名英国军官。滑铁卢战役成为她们命运的转折点:爱米丽亚的丈夫乔治战死,她此后守寡、家道中落,长期陷在贫困里;蓓基的丈夫罗登生还,她则在战后十年里步步高升,靠逢迎钻营一路攀到能够觐见国王的位置。到了一八二七年,命运再次翻转,蓓基因劣迹败露而坠入潦倒,爱米丽亚却得到迟来的安稳与幸福。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萨克雷自己解释过,这里既可以说没有主角,也可以说没有英雄——他写的都是被时代和环境推着走的普通人,没有谁能真正改写世界的规则。这一定义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拒绝为读者安排一个可以仰慕的偶像,也不肯轻易给出善恶有报的道德结论。全书里几乎没有完美好人,连正面人物也带着明显的弱点;同样,蓓基虽工于心计,却并非纯粹的恶棍。萨克雷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讽刺始终带着理解:他嘲笑蓓基的势利,也写她在困境中总能保持兴致、幽默与韧性;他同情爱米丽亚的痴情,也不回避这种痴情近乎软弱的盲目。这种不把人物压扁的写法,让小说超越了一出简单的道德剧。
真正让这本书立住的,是两个女主角之间精心设计的对照。蓓基是主动出击的那一个:从给贵族家做家庭教师,到秘密嫁给罗登,再到周旋于权贵之间,她把每一次机会都当成向上爬的台阶,多才多艺、能屈能伸,得意时又忍不住踩踏昔日恩人,露出浅薄与刻薄。爱米丽亚则是被动承受的那一个:她把全部情感押在轻浮的乔治身上,丈夫死后仍久久不肯放下,靠着铎炳上尉多年沉默的守护才最终获得归宿。表面看,一个投机成功又失败,一个痴情受苦后得福,仿佛作者在用结局做善恶奖惩;可是萨克雷让两人的命运在绕了一大圈后回到相似的起点,仿佛在说,爬上去和留下来,都未必通向真正的自由。这种结构上的回环,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
萨克雷还有一个鲜明的手法:他时时从故事里探出身来,对读者说话,提醒你这只是一场演出,人物不过是受命运摆布的木偶,不必为他们的眼泪太过当真。初读时我觉得这很扫兴,后来才体会到其中的深意——当叙述者故意拉开距离,读者反而被逼着独立思考:这些角色的虚荣与算计,究竟只是书中的笑话,还是也藏在我们自己身上?合上书之后,我常常想起蓓基在穷困中仍不肯认输的那股劲,也想起爱米丽亚近乎固执的真诚。她们谁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我想,这正是《名利场》值得推荐的原因:它不给鸡汤,只把人性的复杂摊开给你看,让你在看清浮华之后,自己决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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