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借求死心切的年轻女子维罗妮卡，讲述疯人院里的故事。Lunático，原是葡萄牙语，直译为月亮上的人，引申义为疯子。

　　作者是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此君一生命途多舛，经历传奇，正是有被亲生父母送入精神病院的经历，无关乎可以将一个世人惊之惧之的所在写得那样细致透彻。但是这部小说并非像电影《飞越杜鹃窝》那样，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什么，批判什么。

　　事实上，作者的叙述风格一贯冷静自制，毫无情绪，精准确凿如同外科手术。他写作只为与这个世界交流，甚至不为评判什么。然而这种冷静流畅的文字自有一种奇异的效果，发人深思。

　　维罗妮卡为什么要寻死？她只得二十四岁，韶华正好，收入客观，生活稳定，私生活也甚是精彩。她拥有那么多，却执意求死：“她从床头柜上拿起四盒安眠药，没有把药片辗碎掺进水里，而是一粒接一粒地吞服……她随时可以反悔。然而每吞下一粒药，她便愈加坚定。五分钟之后，药盒全空了。”

　　作者淡淡评论一句：在这个不惜一切都要生存下去的世界，怎样评价那些决定去死的人？”事实上谁也评价不了，正如《诗经》里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她对死亡策划已久，考虑过各种死亡的方式，在服下安眠药之前，她打扫屋子，关暖气，刷牙，冷静地服下四盒安眠药。

　　作者将维罗妮卡对待死亡的方式写得略微轻佻，“兴高采烈”，自顾自地讲一个不甚成功的冷笑话似的。在等待死亡的时候，她津津有味地看《男人》杂志，并写了一封信给杂志社，纠正他们的一个错误。

　　她让我想起死在八十年代尾巴的诗人海子。海子的死亡，是他最后的一首诗。构思奇巧。“我的前额是火，信仰是我的尸体”他死在八十年代，当真是死得其所。九十年代后的中国，物质生活更加浮华，现实更加丑陋，敏感单纯的诗人，在九十年代还有什么活路？

　　有一种人真正是眼中揉不进一粒沙子去的。维罗妮卡决定去死的理由，于她而言，亦很正当：“生活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幸福，正因如此而无法忍受”。她自杀未遂被送进疯人院之后，对自己自杀未遂之后的生活有一个思考，想象中的生活那么顺理成章，让她不寒而栗。她发誓绝不活着走出维雷特。

　　她所厌弃的平淡安然，顺理成章的生活，却是大部分人一生的写照，甚至是追求。

　　这里引出了本书的一个主题“生活的意义何在”。当然，这个数十年前被人们挂在心上嘴边的问题，在日益繁忙浮躁的都市生活中，再提出来，已显陌生。“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人人忙着生活，哪里有空思考生活的意义？

　　眼看着物价一天高似一天，有片瓦遮头已属难得，三餐一宿，使人疲于奔命。生活意义？你知不知道油价又升了？生活意义？很多人的一生就这样，柴米油盐，糊里糊涂就过去了。当然中国人是相信糊涂是福的。难得糊涂。

　　柯艾略不相信。于是维罗妮卡进了疯人院。作者对疯人院里对待病人种种不人道的手段颇有怨言。但他也承认这地方比“现实”世界更适宜于思考：“疯子是与众不同的人，疯子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疯子可以承认自己是疯子而毫无愧色”。于是在这种不需作伪的环境里，在坐等死神降临之时，维罗妮卡反而冷静下来重新评价自己的生活。

　　在生命中最后几天，她昼夜不息，坐在钢琴前将所有会的曲子都弹了一遍，爱上一直站在琴边听她弹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爱德华。

　　最后爱德华与维罗妮卡双双逃离维特雷。最后的最后她当然没有死。真相大白，原来所谓的七日大限不过是医生的一个谎言，用的正是“以毒攻毒”的法子，用死亡意识激起她的求生欲望。

　　作者给了主角七天时间，使她大彻大悟。然而他终究没有回答那个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或者说，与其让维罗妮卡和其他疯子们找到生命的真谛，作者只是让他们找到一个与这个野蛮的社会交流的平衡点。

　　一个理想主义者难以在蛮横的的世界存活，除非他找到这个平衡点。平衡亦即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是一种从绝对的个人世界，向“现实”的皈依。比如在小说里，作者就把维罗妮卡逃离疯人院称为“重返现实”。

　　诗人海子终其一生寻寻觅觅，却始终没有找到这个点。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于是他决定去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正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柯艾略的主题无论怎样沉重，最终都是蓬勃向上的。海子不会成为他的主角。

　　作者用冷静自若的笔触写了一个处处透着诡异离奇的故事，以点带面，寻死的维罗妮卡带出其它疯子，每个疯子背后又有一个故事，小说一点一点血肉丰满起来。另外小说的叙述形式有很强烈的舞台剧感。小说中有大段的心理独白，作者似乎倾向于将人物心理做一个直接的呈现——佛洛依德的诊所手记也用同样的手法。

　　小说找不到原版，看的是中译本。主题不算浅显，只怕译者自己也带着几分疑惑，因而译得疙里疙瘩，然而柯艾略的魅力，竟然突破了这一层障碍，一字一句，直抵心坎。

　　伟大的作品大抵都是如此，可以透过时空及一切障碍，在一颗颗渐渐蒙尘的心灵中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