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史记》仅仅当作一本上古史来读,很容易被它的时间跨度吓退。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上下约三千年。但真正让人读下去的并不是年代,而是人。后来的许多正史更像王朝档案,按年月罗列诏令与战事;司马迁却把历史拆成一张张面孔,让我们在项羽的垓下、李广的暮年、陈胜的田埂上,看见人被时代推着走时所做的选择。读《史记》,与其说是学习历史知识,不如说是借两千多年前的一支笔,重新练习如何理解人的处境。
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分为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以帝王为纲,勾勒各朝大势;世家记诸侯贵族的兴衰;列传记帝王诸侯之外的各色人物,从将相、游侠到商人、医者;表用简明的表格排比世系与大事;书则专论礼乐、天文、河渠、经济等制度。这种以人物为中心、兼及时间与制度的体例是司马迁的首创,后来历代正史几乎都沿用本纪与列传的框架。它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并不只是因为年代最早,更因为确立了一种写法:历史可以被写成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故事,而不只是年份与地名。对普通读者来说,这套结构也提供了方便——不必从头顺读,挑一个人物进去,就能带出一段时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自述著书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常被单独引用,却应当合起来理解:他要追问天与人的关系,要弄清兴亡变化的道理,更要留下属于自己的判断。这份“一家之言”与他本人的遭遇分不开。天汉年间,他为兵败投降的李陵辩解,触怒汉武帝,遭受宫刑。一个承受过如此屈辱的人,写起失败者、被贬抑者时,笔下便有了旁人难有的体察。班固在《汉书》中引刘向、扬雄的评价,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几个字,是《史记》最值得珍惜的品格,也是它超越一般颂圣文字的地方。
最能体现这种品格的是《项羽本纪》。项羽并未称帝,司马迁却把他放进本纪,写他巨鹿之战的破釜沉舟、鸿门宴上的犹疑、垓下之围的四面楚歌与乌江自刎。写他的失败,笔力丝毫不减于写他的胜利。《陈涉世家》也把出身雇农的陈胜列入世家,记下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到了《李将军列传》,李广一生与匈奴作战,勇敢善战却始终未能封侯,晚景悲凉;司马迁写他一次次与机会擦肩而过,几乎不下一句直接的同情,却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他还在《货殖列传》里认真记录商人与财富流动,写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判断,这在当时颇具异质性。每篇之后的“太史公曰”,是他直接站出来说话的地方:或赞叹,或质疑,或留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他不着意塑造完人,而是把人的长处与短处一并留下,让后世自己去判断。
读《史记》最容易走的路,是把它当成语词典,记住鸿门宴、负荆请罪、纸上谈兵的出处便算读完。这未尝不可,但会错过它最动人的部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份关于选择的档案:权力如何塑造人,人又如何在权力面前保有一点自己的判断。今天重读,尤其值得留意那些失败者的传记——历史从不只由胜利者写成,能够记住失败者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能力。读法上不妨从感兴趣的列传入手,比如《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再回到本纪和书表补上制度背景,最后读《太史公自序》,看作者怎样交代自己为何要写这部书。如果你愿意耐心读完一两篇,会发现《史记》并不遥远:里面的人依旧在野心、恐惧与不甘之间,做着我们今天也熟悉的选择。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