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我结束第一份工作回到杭州。
　　杭州并不是我的故乡，只是我和男票读了四年大学的地方。但是因为这四年太美好太快乐，我们在初入社会的寒冷中贪婪地从记忆里摄取能量，于是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这里。
　　在母校的后门，一个叫做青芝坞的农房集中地，我们租了一间小小的平房。我坚持摆了两张床，当然其实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但多出来的那一张总让我略觉心安——万一有片警查结婚证呢？！十年前的姑娘小伙们就是这么傻。
　　你别说，片警还真的来过一次，当然不是查结婚证，而是因为这附近出了一宗强奸案。自那以后，我睡觉的时候都把一个板凳拖到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后，板凳上放一串风铃，枕头边放一把菜刀。
　　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传说中的强奸犯，而是睡到半夜时的尿尿问题。屋里没有厕所，公厕在步行十分钟开外。寒冬腊月的月黑风高，哆哆嗦嗦地朝着公厕一路小跑，男票举着手电打着哈欠跟在旁边，这时候真羡慕他能随便找个乱石堆就是一泡。
　　比起毕业的那年，我们都虚长了几岁，但还在原点。男票在读研，而我再一次面临找工作这件大事。
　　十年前的我很幼稚，总是太晚看到生活的本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偶像剧里白领丽人的盲目向往，结果被第一份工作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
　　可到了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还是没长进。在看起来很美的世贸中心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再一次不得不从让我找不着三观的私营咨询公司里辞职，却被拖欠了一个多月的薪水，迟迟得不到落实。
　　之前，在与他人的争斗中，我总是先放弃的那一个，因为很害怕丑陋。在纠缠和放手之间，我永远选择后者。但这一次，我较真了。与生活较真，与自己较真，与那些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要伤害我的人较真。
　　我每天准时出现在世贸中心十楼的办公室里，搬一张椅子坐在老板的身边，沉默着什么也不说。有客户来找他，他斥责我出去，我还是不说话，不走。
　　这样坚持了一个星期。拿到讨来的薪水的那一天，我大步走出世贸中心，脊背挺得直直的。然后，站在门口明晃晃的阳光中，放声大哭。
　　《飘》里有句话说，当一个女人无所畏惧的时候，她就不是个真正的女人了。而我知道，从那一天起，我也不是个真正的女人了，我有了泼妇的那一面。对这个世界，从此以后，我泼得出去了。
　　这不知该算杯具还是洗具。
　　要债要来的钱并不是什么大数字，因为薪水本来就不高。那段时间我和男票还是穷得很爽的。我们曾经捏着两块钱，从解放路的百货大楼逛到延安路的银泰，然后坐公交车回家，还好当时没有空调车。我们还曾经在一个早上，分享最后的一包甜趣饼干，都为了对方不肯多吃一块假装大发雷霆。
　　银行卡里剩下最后的五百块的时候，同学里的第一个红包炸弹降临了。是男票的铁哥们，不送或者少送都绝对不行。我从卡里取出最后的钱递给他，然后抠着ATM机哭了。
　　奇怪的是，这些细节都是多年后现在的老公，当时的男票告诉我的。我自己居然都忘了。当我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我记得的竟然全是幸运和快乐。也许是因为我的心灵太粗糙，也许是因为，就像我对老公说的那样：
　　有青春打底，什么样的苦都不算苦。
　　2004年的夏天，我又开始找工作。这一次相对顺利，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师兄说他带的团队正在招人，我如果愿意，就可以去，连面试也不需要。
　　我接受了。一个IT销售员的职位。如果是年初的时候，我不会有勇气接受这样的职位，但经过了讨薪大战之后，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平常看不见的硬核。
　　我不相信自己，但我相信那个硬核。
　　进了公司才知道，一切没那么简单。当然了，对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来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原来没那么简单。
　　师兄带的团队如果叫做正规军，那么就还有另一支团队叫做野战军。野战军全不按章法做事，到处抢单，连正规军的也不放过。正规军里都是像我和师兄这样的人，玩野战，我们玩不过对方。
　　师兄对我说，我们要找蓝海。有些人适合开拓，有些人适合缠斗，把适合开拓的那些人放到缠斗中，他们总是会吃亏，所以，聪明的选择是放开红海，去找蓝海。
　　从2004年夏天，到2005年的夏天，有一个25岁的女孩，拎着一个行李箱，箱子里有一份师兄给她的通讯录，跑遍了浙江所有的城市。
　　每到一个城市，有时常常是深夜，坐上出租车之后我会打一个电话给男票，告诉他：“我现在上了车牌号XXXX的出租车，正在向XXXX开去。”
　　这个电话不是给男票听的，是给出租车司机听的。这是一个女孩想出来的保护自己的办法。一直到今天，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都会打这样的一个电话，有时甚至只是装装样子，根本没拨通。
　　在陌生的城市里，我还发明了快速找到经济、干净、安全的旅馆的办法，那就是当地最着名大学的招待所。白天，我换上套裙拜访客户，黄昏时回到大学食堂里吃顿晚饭，内心宁静。
　　我按照通讯录逐个打电话约人，有时要打出十几个电话才能约上一个。但我的优势是：我看起来极其无害。在浙江，人们往往见过了太多的精明人，反倒愿意和一个无害的女孩打打交道。
　　2005年的夏天，我和师兄的那一片蓝海，已经略显浩瀚。野战军们再也抢不了我们的单，我偶尔回公司处理报销单据的时候，连对方的头头都会过来道一声辛苦。
　　但我自己的心里知道，我累了，跑不动了。还有无可避免的是，在这种狗一般的生涯中，我和男票的爱情渐渐濒临死亡。什么也无法填平那条由时间和距离造成的鸿沟，多少满欲倾诉的时刻一旦被错过，再见面的时候也只能相对无言。
　　在公司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躲开人群呆在复印间里。有一天，我发现传真机不停地吐出同一封信，收信人是我，落款人是男票，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If there is a chance to love you, I will never hesitate.”
　　只要还能再爱你，我绝不会犹豫。这是大学里他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
　　那天我在复印间里，一边一封封地用碎纸机粉碎这些信，一边哭。哭完了，我决定再一次辞职。在一次又一次的投标中，我与我们代理的某500强品牌的销售经理逐渐熟悉，后来他知道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经历也是在500强公司，又有了这么多的代理销售经验，他说我应该去他们的公司工作。
　　就这样，2006年，我和研究生毕业的男票一起来到上海。火车驶入如今已被停用的梅陇火车站，这是我们彻彻底底的再出发：事业、爱情、生活。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是忐忑。
　　时隔多年之后，我还在上海，由二字头变成三字头，由女孩变成母亲，由房客变成房东。我80末的妹妹对我的一切人生教诲都很鄙视，因为她认为我是幸运的一代，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但我一直想告诉她的是：传说中幸运的青春，从来都是别人的。事实上，不会有哪一场青春是特别幸运的，也不会有哪一场青春会特别悲惨。所谓的幸运或悲惨，只取决于你看事物的角度而已。
　　青春，就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战争，爱过自己，恨过自己，放过自己，然后可以坦然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