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格无法指导生产和分配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无法回避2008年那场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的导火索，是一家并不大的金融机构雷曼兄弟的倒台。雷曼兄弟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蝴蝶效应，引起了全球的金融海啸，几乎摧毁了美国的金融体系。

也差不多在同一时刻，《灰犀牛》成为全球畅销书。

《灰犀牛》这本书讲的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由于人性的弱点，一些人心存侥幸，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事实上，全球任何经济体都难以彻底避免经济危机，因此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当危机出现的时候，要正视它，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

到今天，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的历史里，严格意义上，我们还从未直面过一次危机，我们没有经历过经济下行，基本上一帆风顺，借助市场经济的东风，我们的宏观、企业、居民端可谓是顺风顺水。

但现在，宏观经济正面临着四十多年来最艰巨的挑战，没有之一。

回顾过去我们走过的路程，第一次的经济下行应该是在93年到94年宏观紧缩，一大批房地产商倒掉，为了控制通胀，紧缩银根。

到了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来了，我国当时外向型的经济刚刚开放，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再一次，就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当时动用空前资源，推出了一个4万亿的刺激计划。

实际上4万亿只是一个符号，真正投入的资源应该在以10万亿元计算的。

这么大的刺激力度，很难不帮助我们快速从2008年的疲软中恢复过来。

这四十多年的市场经济进程中，我们一路走来虽然经历风雨，但靠着宏观上的调控，我们并没有经历过一次完整的经济衰退的考验。

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调整，毫无疑问是经济几十年发展到今天，结构性的矛盾积累下来的一个必然结果。

什么是结构性的矛盾？

从2008年开始，我们确立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路径的增长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基建和房地产两头开花，共同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

这种带有一定“计划经济”属性的基建投资和产业投资，被称为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好处我们都看到了，它不好的一面在于，过度投资带来的过剩，可能会干扰并扭曲价格信号。

价格在市场中起到什么作用？

价格是能够指导分配和生产的。

当价格被扭曲或干扰的时候，生产和分配就会出现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工业化的红利已经耗尽，新的增长动能在什么地方呢？过去对新能源和制造业升级的投资，的确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我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和生产国。

庞大的汽车销量带动了产业的突飞猛进。但产业上的变化，并没有体现在分配上面。

生产太多，导致了商品的溢价能力变低，汽车厂商生产的确很火热，但盈利点却又寥寥无几。时至今日，在造车新势力当中，盈利的并不多，亏损依然还是常态。

具体到产业工人上，由于价格信号被扭曲，企业利润受到影响，产业工人的收入提高也一并被放缓。

当价格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时候，企业利润和工人薪资都会受到干扰。

第二个问题是，从2008年以来，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人为地维持经济增长，也让我们在货币和财政方面的空间越来越小。

投资、刺激，都会带来过剩或透支，当这种边际效益开始递减的时候，再度进行人为刺激，所取得的效果已经很低了，反映在国债收益率上，就是投资回报率降级的表现。

没有好的投资回报率，就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化，变得更悲观、个人不愿意消费、企业不愿意投资，消费降级，宏观增长的压力，开始显现。

产业政策扭曲价格信号，还体现在我们的外贸上面。

今年年初耶伦访华的时候，就曾提到过产业补贴带来的过剩倾销，这不是事实，但却是西方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前段时间欧盟对我国的汽车关税也已经落地，最高40%多的关税壁垒，对我国汽车出口来说，也构成了重大挑战。

而这，也是产业补贴带来的问题。

当价格优势成了绝对优势的时候，西方原有的产业链，根本无法和我们竞争，这也导致他们祭起关税大旗，对我们的产品进行“选择性歧视”。

过去我们对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的大力投资，这些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本质上也是为了追求回报的。

负债杠杆就是借来的钱，借来的钱不是创造的财富，借来的钱是要还的，拖得越久利息越重，在投资回报率降低的今天，债务也因为产业政策变得沉重。

2008年，我国非金融机构的负债，对GDP的比率是140%。到了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的负债率已经上升到了260%，在接近十年的时间里，负债率增加了一百多个点。

这有多可怕呢？

玻璃大王曹德旺做个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自己的福耀玻璃负债率在十年的时间里增加一百多个点，那么福耀玻璃早就关门大吉无法运营了。

但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在信用的支撑下，可以把负债拉到260%。

唯一的问题在于，信用不能出现问题。

今年下半年，尤其是9月份以后，市场对刺激措施的信心越来越大，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强调这一点，根据现有的线索来看，我们会推出一个10万亿的刺激措施，其中六万亿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四万亿解决房地产问题。

这依然还是防范风险，由此也可以看到，债务的影响是非常有可能造成巨大伤害的。

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已经不需要再去讨论了。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降低杠杆率，控制债务，守好自己的现金流。

当价格无法再指导生产和分配的时候，当价格信号被扭曲的时候，投资、消费、收入甚至是就业，都会出现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并最终演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过去投资刺激增长积累的债务，已经到了难以偿还的地步。

换句话说，靠着过去的增长路径，已经走不通了。

价格起不来，收入起不来，消费起不来，连带着投资回报率也起不来。

长期来看，我国的经济趋势将是一个长L型，至于今天是不是在L的底部，还是刚刚L，很难说得清。

但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实打实的。短期的挑战，是价格信号被扭曲的生产、分配问题。中期的挑战是过去投资积累的历史债务问题。

而长期的挑战，则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我们自己的人口问题。

过去几十年，我们没有认真调整，挤压到今天，新的增长动能在短期内能找到吗？很难，而这么高的杠杆率，在短期内能降下来吗？

也很难。

杠杆降下来，宏观经济就阵痛；因此现在不仅不能降，我们还要在未来几年加杠杆。

至于加在哪里，相信很多人大致已经有了一个判断，那就是加在地方债务和房地产上面，缓解这两个点的压力。

至于未来，要想了解未来，我们就不得不了解过去。

2018年，我们的人均GDP是9000美元，当时的美国人均GDP是6万美元，算下来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六分之一还不到，差得很远。

2023年，我们的人均GDP是1.3万美元，美国则是8.17万美元。

2018年时，我们和美国的人均GDP相差5.1万美元，到了2023年，我们和美国的人均GDP相差6.8万美元。

差距为什么会拉大？

新冠病毒是一个因素，债务和消费也是一个因素。

今天的宏观经济，正在面临着历史上的遗留问题，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增长点，但新能源行业带来的增长，却又是建立在扭曲价格信号之上的。

当生产和分配已经无法用价格来指导的时候，产能过剩、收入增长放缓的弊端也显现了出来，那就是消费严重不足，消费疲软至今还未恢复。

连带着，人力成本的相对便宜，还带来了更大的内卷竞争，形成了资源的耗散。

一个工业化的经济体，要如何才能实现向消费转型呢？

我想，这仍然取决于市场本身。

什么样的竞争体系，带来什么样的优胜劣汰机制。只有尊重市场、尊重价格，我们的生产和分配，才能够达到一个相对均值。

经济比拼的不仅仅是产出，更重要的还是内部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对一个高度工业化面临迫切转型需求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围绕着这一点，未来我们需要着重从生产和分配的角度入手，否则生产越多，消费越少，势必就会陷入到某种尴尬的处境之中。

变局之道，就在其中。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