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一生写农民与土地,写得最疼的一本,我以为是《人生》。这部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的中篇小说,篇幅不长,却把一代农村青年在城乡之间的挣扎写到了骨头里。今天重读,书里的“农门”与“吃公粮”早已成了历史名词,可那种站在岔路口、想往上走又怕丢了根的摇摆,依旧在每一个年轻人身上重演。我读它,不是看一个过时的故事,而是想在高加林身上辨认自己面对诱惑时那一点隐秘的私心。
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是陕北农村少有的高中毕业生,先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满心指望转正,却被大队书记高明楼安排儿子顶了缺,只得回到土地。就在他最潦倒的时候,淳朴的姑娘刘巧珍给了他爱情。转机很快到来:转业回乡的叔父高玉智出任县劳动局局长,有人为了讨好,走后门把高加林调进县委做了通讯干事。他才华出众,很快在县城崭露头角,又与高中同学、城市姑娘黄亚萍重逢并相恋,于是嫌巧珍“没有共同语言”,狠心将她抛弃。然而好景不长,走后门的事被张克南的母亲揭发,高加林被清退回农村,而巧珍已经嫁给了马拴。从教师到农民、从农民到干部、再从干部回到农民,三次跌落把一个人的野心与脆弱全数抖落出来。
小说题记里那句话流传极广: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高加林接连几次站在紧要处,每一次都选了看起来更“上进”的那条路,最后却输掉了一切。他的悲剧究竟错在哪里?我认为不能简单归为忘恩负义。路遥真正写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一种被扭曲的价值观:土地意味着贫穷与封闭,城市意味着身份与前途,于是离开成了唯一正确的答案。当一个人把“往上走”当作绝对命令,良心、承诺、爱情便都成了可以牺牲的成本。高加林的可悲,不在于他有野心,而在于他分不清什么是奋斗、什么是虚荣,把抛弃巧珍包装成“追求共同语言”。小说把时代压在个人肩上的重量写得清清楚楚,也把个人应负的那份责任留在了原处,并没有替他开脱。
真正让这本书立住的,是刘巧珍这个形象。她不识字,却有着金子般的心:敢在保守的乡风里主动去爱一个落魄的读书人,替他卖馍、为他打听消息,被抛弃后还替他在长辈面前求情,出嫁后依然念着他的好。路遥用巧珍的“土”映照高加林的“洋”,让最没有文化的人守住了最珍贵的道义,这一笔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分量。黄亚萍则代表另一种力量——热情、现代、有共同语言,却也现实、以自我为中心。此外,德顺老汉这个农村老人是全书的道德定盘星,他关于“浮得高,跌得重”的朴素告诫,几乎是路遥借人物之口给出的判词。路遥的笔法朴素而炙热,他不冷眼旁观,而是始终把人物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写,愤怒里含着心疼,批判里留着温度。
我合上书,想得最久的不是高加林,而是我们这些自认不会犯他那种错的人。今天的年轻人不必再为“农转非”拼命,却同样被裹挟在一场向上的竞赛里:名校、高薪、大城市、体面伴侣,一整套新的“共同语言”逼着我们不断衡量手里的人与事。《人生》的价值,正在于它提前把选择的代价摆给我们看:每一次向上攀登,都可能以丢掉某种更根本的东西为筹码。路遥没有否定奋斗,他借巧珍妹妹的口说,对人、对社会都要向前看;可向前看不等于可以把良心抵押出去。我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正在做人生选择的年轻人,也推荐给做了选择之后仍需与自己的过去相处的人——它会让你在迈出那一步之前,多停下来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