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果浩繁的作品里,《九三年》常常是被忽略的一部。它写于巴黎公社之后的一八七四年,是雨果生平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经历过动荡年代的老人回望革命时,笔下的激情已经沉淀为追问。读这本书,我并不是想重温一段教科书式的法国大革命史,而是想知道:当一个人坚信自己站在正义一边时,他还能不能承认对手身上也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这不仅是一部写革命的小说,更是一部写革命者如何面对良知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一七九三年的法国西部旺代,共和国军队与保王党叛军在这里反复厮杀,双方都打得极其残酷。保王党首领是从英国潜回的朗德纳克侯爵,一个年事已高却意志如铁的旧贵族;共和军远征军司令郭文恰好是他的侄孙,出身贵族却坚定站在革命一边;派来监督军队的政治委员西穆尔登曾是教士,也是郭文少年时的家庭教师,对他爱如父子。三个人分属两个阵营,却被亲情与师恩牢牢缠在一起,各自忠于认定的理想,都发誓要把对方送上断头台。
小说的转折发生在图尔格城堡。共和军把朗德纳克的残部围困在这座祖传的圆形高塔里,叛军眼看守不住,纵火烧城,从暗道逃走,并把从农妇佛莱莎身边掳来的三个孩子留在塔中充作人质。大火燃起时,母亲在塔外撕心裂肺地哭喊,共和军却没有钥匙、没有梯子,救不出孩子。已经脱险的朗德纳克听见哭声,迟疑片刻,转身拿着钥匙回到火海,把三个孩子一个个从墙洞放下来,自己因此被俘。
朗德纳克救人的一举,把胜利者推入了更难的位置。按共和国的法令,他是罪大恶极的叛军首领,必须处死;可他刚刚做了一件高尚的事。郭文被深深震动,经过痛苦的思索,私自放走了朗德纳克,自己走进牢房等候处置。军事法庭判处郭文死刑,签署判决的正是西穆尔登——那个把他一手教养成人的老师。郭文的头颅落地时,西穆尔登开枪自尽。
雨果借这个结局提出了全书最著名的命题: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话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不是一句轻巧的口号,而是用三个人的性命换来的。朗德纳克用返回火海证明敌人也有善,郭文用越狱证明革命者可以不惜代价守住这份善,西穆尔登则用子弹证明原则与情感撕裂一个人时会有多痛。谁都不是恶人,谁都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可正确的东西彼此相撞,仍然碾碎了所有人。
坦白说,这本书的人物不算丰满。不少评论都指出,朗德纳克、郭文、西穆尔登更像是三种立场的化身:旧世界的垂死挣扎、革命暴力的冷酷执行、人道主义的理想化身,佛莱莎和三个孩子则是无辜人民的缩影。雨果并不打算写活生生的性格,他要搭建的是一台上演伦理困境的戏台。
但雨果不愧是浪漫主义的大师。图尔格城堡的大火、高塔厚达十五尺的石墙、白发在火光里闪现的瞬间、断头台与枪声几乎同时到来,这些场面写得气势磅礴,带着诗意的紧张感。对比与象征是他最趁手的武器:火与海、老人与孩子、铁的制度与柔软的恻隐,被他一次次推到极端,逼读者做出判断。他把一场内战写成了善与善的角力,这正是它高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
合上书,我一直在想郭文的选择。放走一个罪犯,救不回更多人,还搭上了自己的命,从任何现实的角度看都近乎愚蠢。但雨果要问的恰恰是:如果革命最终是为了让人活得更有尊严,那么在革命的名义下,我们能不能连一点点仁慈都留不下?宽容不是软弱的同义词,它有时比强硬更需要勇气。
这本书并不好读,前半部分对革命史与地理的铺陈相当沉闷,人物也确实偏符号化,可它值得读。在一个动辄把分歧上升为敌我、把立场当作通行证的时代,雨果提出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过时:当你确信自己代表正义时,你还愿意承认对方身上的人性吗?如果你也对这类问题感兴趣,不妨翻开这本雨果的收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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