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单里,《日瓦戈医生》一直是一本带着传奇色彩的书。它完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57年首先在意大利出版,作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因此在195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却又在巨大压力下被迫拒绝——这大概是诺奖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拒绝。一本小说赢得文学的最高荣誉,又让作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样的经历本身就在提醒读者:它触碰的绝不只是爱情与命运,而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我读它,是想弄清一个朴素的问题: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所有人都在被迫选边站队时,一个只想治病、写诗的普通人,究竟有没有权利保留自己的判断。这个疑问,正是它穿越半个多世纪仍然动人的原因。
主人公尤里·安得列耶维奇·日瓦戈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富商家庭,幼年丧母、被父亲遗弃,由舅父抚养,后来寄住在莫斯科的格罗梅科教授家,与教授的女儿冬妮娅一同长大,学医、结婚、生子,过着平静体面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军医奔赴前线,在那里邂逅了护士拉拉。拉拉美丽而刚烈,少女时代曾被母亲的情人科马罗夫斯基诱骗,婚后又与丈夫安季波夫聚少离多;两人在战地医院相近的那些日子,成为日瓦戈一生的情感底色。十月革命的风暴随即到来,他一度欢迎新政权,却很快对随之而来的暴力与严峻形势产生怀疑。莫斯科难以维生,一家人迁往乌拉尔郊外的瓦雷金诺;归途中他被游击队劫去做军医,在野蛮与血腥里熬了一年多才逃出。等他辗转回到尤里亚金,妻子冬妮娅已随父亲流亡国外,他与拉拉在瓦雷金诺短暂相聚,却终究逃不过追捕:拉拉被科马罗夫斯基骗走,她的丈夫、已成为红军将领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在绝望中开枪自尽。最后,日瓦戈独自徒步返回莫斯科,在贫病交加中死于一次电车旅途。
如果说许多描写革命的小说热衷于书写洪流的方向,这本书关心的却是被洪流卷走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日瓦戈不是英雄,他既没有成为革命的斗士,也没有成为坚决的反抗者;他只是不愿交出自己那点清醒与良知。小说反复告诉我们,历史可以在一夜之间改换名称,街上的旗帜、报纸的口号、人们的称呼都在变,但人的痛苦、爱与对尊严的渴望并没有变。日瓦戈的可贵,不在于他站在哪一边,而在于他始终拒绝把活生生的人抽象成一个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它追问在动荡年代里,一个人能否既不撒谎也不投机,仅仅忠实地活着。书末附录的诗歌,把这种追问从叙事延伸到抒情,让书中之书的结构成为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另一种延续。
帕斯捷尔纳克首先是诗人,这决定了全书的气质。他写景、写雪、写火车与灯火,笔触明亮而细腻,即便写死亡与流亡,也常常透出一种近乎温柔的注视;把这种风格称为以抒情诗的方式写小说,读来确实贴切。人物塑造上,日瓦戈与拉拉是一对精神上的同类:一个用医术与诗歌确认生命的意义,一个以倔强和热烈对抗命运的不公。两人都不是完人,都有软弱与迟疑,却正因如此更让人信服。冬妮娅的沉静隐忍、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刚烈决绝、科马罗夫斯基的世故圆滑,各自构成一面镜子,映照出日瓦戈在选择上的艰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没有把爱情写成纯粹的浪漫:日瓦戈与拉拉的相聚总是与逃亡、寒冷和饥馑纠缠在一起,也许正是这种不纯粹,让那份感情格外有重量。
合上书本,我反复想起的是那种不肯随波逐流的艰难。我们习惯给历史中的人贴标签:进步的、落后的、觉醒的、顽固的,可日瓦戈提醒我们,一个人的内心远比标签复杂,也更值得尊重。在那个把人变成齿轮的年代,他坚持做一个会疼、会爱、会写诗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抵抗。 我会把这本书推荐给愿意慢读的读者:它适合对俄苏文学、知识分子命运以及历史与人性关系感兴趣的人;如果你期待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它也能给,但如果你愿意读出爱情背后那份对个体尊严的执着,收获会更多。它需要耐心,前半部分的铺陈略显缓慢,可当你读到风雪中的瓦雷金诺,就会明白那些铺垫都在为一次精神的拷问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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